“当代戏剧之命运”的大讨论刚刚落下帷幕,由《中国戏剧》杂志社发起组织的“重建中国戏剧”的大讨论又方兴未艾。就像医院对一个重症顽症病人的会诊,真是调动一切力量,用尽名医名方。讨论目标已经缩小,其核心是重建,基本点紧紧瞄准在“传统戏剧现代化”和“地方戏剧都市化”方面。选题准确,用心良苦。专家们从不同角度不同位置不同理解提出了不同看法,应该说是触及了病理,“重建中国戏剧”确是一剂猛药。但是“都市戏剧”的提法能不能代表戏剧发展的方向,能不能真正解决戏曲危机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我个人认为:这种提法只能是给某一方面的戏剧状况开的药方,要改变整个戏剧发展状态,还得解决戏剧存在的根本问题。那么,当前整个戏剧现状和存在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又怎么才能使这些地方戏成为以“现代化”为催化剂而产生全新的戏剧状态,或者说成为名副其实的“都市戏剧”呢? 我觉得各地方戏剧团体存在的问题和现状,不外乎石磊先生在《中国戏剧》第八期发表的《当代戏曲舞台十大问题》一文所列举的内容,这篇文章确以高屋建瓴之笔,对戏曲舞台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刻的剖析。问题找到了,药方也就出来了,那就是说要从整体上给戏剧松绑。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无从谈及。因为作为戏剧,头上戴满了紧箍咒,身上绑着一道道麻绳,脚上捆着重重的铁镣,怎么能够迈出步子,走出路子,登上新的台阶呢。那么,这些紧箍咒和绑绳又是些什么呢?怎么才能松开这些绑绳呢? 绑绳之一 捆在戏剧身上的第一道绑绳,就是政府文化部门的超负荷管理。可以说现在一个戏曲剧本,由产生到上排练场,再到演出,全是在文化主管部门的严格管理下进行的,我叫你怎么改就怎么改,我叫你怎么演就怎么演,作者和剧团是没有权的。有的文化主管部门不要说领导,就是一般主管人员,官本位思想严重到了极点了,一切艺术性的操作范围都被认为是包括在他们的权限之内。连角色的安排都包揽了,动不动就扣帽子,打棍子,他们要按他们的意志改造一切,而那些内行只能靠边站,连意见也不能提,这怎么能不僵死呢,这怎么能不使戏剧远离观众圈子越缩越小呢?有些地方的艺术运作开始还是在艺术圈文化圈内进行,后来,只缩小到官场几个人之间,这怎么能出好戏呢?而这种官本位式的管理,又产生了两种特别的样式: 1、有权就能上戏。 文化主管部门不要说有大权,就是有小权的人,也能在每年的会演中上自己的戏,自己不行,可以请人改嘛,反正自己不掏腰包,花财局的钱,上边批不准,就寻门子吃吃喝喝什么都来了。这样就产生了长官意志下的概念化戏剧运作模式。 2、有权就能得奖。 在官场是的官要官,在戏场是跑戏要钱。近几年来,虽说不断地改革,但戏剧这块领地却是牢牢地掌握在文化主管部门手里,有个文化圈内的人曾感叹地说:“文化主管部门要是不管戏,就没戏了。”的确是这样,省一级的文化部门说是征询剧本,实际上是听下级文化部门说,剧本由下级部门往上报,在官场这叫作安在下边的“腿”。因为这样钱才能从下级财局出来。这样就又形成了单线联系,有权就可以上下走动,就可以活动奖。 绑绳之二 捆在戏剧身上的第二道绑绳,是个别专家的误导。当然,这种误导是和官本位式的管理结合在一起的。每次会演,地方上是必定要请来一些上一级的专家来参加讨论的,这种讨论确实必要,对提高对交流都有好处。问题是有些专家是要和一些有官本位思想的人拉上关系的,不然,没人请你了,和官本位思想的人思想一脉相承,什么都有了。有的专家唯恐失去了机会,失去了关系,失去了里边的猫腻,皮之不存,毛之焉附。于是乎廉价的吹捧,无原则的论证,什么都来了,这恐怕就叫作互相利用吧。这样以来,大量的“调演戏”和供专家欣赏的晋京戏、精品戏便产生了。 绑绳之三 案头戏的趋向严重束缚了剧团的手足,许多戏剧文学本,看去花哨,却上不了舞台,但是官本位和家本位是具有无比的权威性的。就是这个戏,这是经过某某专家鉴定了的,是受到谁谁的首肯的,非上不可,这使导演和演员大伤脑筋,有时花大价钱从大都市里请来的导演,也要重新整理本子。有的导演可以说是另写剧本,勉强排出来,奖是得了,省是上了,能演几场就管不着了。 绑绳之四 大锅饭的束缚也是一道绑绳。破除“大锅饭”是改革开放以来喊得最响的,但在剧团这块领地特别是在全额拨款的剧团中,到现在还破除不了的根源,就是文化主管部门特殊管理保护出的一种特殊存在模式。这是我棋盘中一个棋子,这一方领地谁敢动,哪个人能为我所用,职称、官衔什么都来了,所以改革不得。社会上盛传某某人能通天,问题就出在这里,然而正是这种“大锅饭”,使好的人才和好的剧本难以脱颖而出,戏剧事业只有原地踏步。 绑绳之五 违反艺术规律是捆在戏剧身上的又一道绑绳。本来戏曲是重情趣,重表演,具有很强的时空自由变化,可以说是虚拟、夸张化了的艺术,但是通过长官意志。非要让话剧加唱,非要用大制作把舞台堆得满满的,非要加上很重的哲理内涵,美其名曰革新,拿时髦的话说就是要求有含金量。这样就把小家碧玉,改造成了大家闺秀,而且产生了一种具有豪华气派的冲击力。 1、花雅之争给人的启示。 清朝乾隆年间,戏曲出现了花雅之争,秦腔也在这次竞争中崭露头角,出现了历史上阶段性的戏曲的辉煌。其原因是雅部戏曲在当时被封建文人“据为已有”,所演者“多男女猥亵,殊不足观”。又经封建文人雕字琢句。语言“雅”得让人听不懂。因此,花部戏曲以它表演的 新声艳姿,新奇百出的剧目,吸引人们倾目动情,并且是以搴旗夺城的雄姿,从农村走向城市。 2、易俗社的创立带出的戏曲雄姿。 易俗社的出现,也是受命于危难之秋,是在戏曲极不景气的情况下出现的。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王统治的历史,建立了中华民国,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中国社会发生急剧的变化,各种新的思想冲击着封建统治者固有的思想意识,这样使原有的戏曲班社因缺乏人民性而产生了生存危机,难以适应新的变化而缩小了生存空间。就在这时,以当时咨议会会长李桐轩(蒲城县人,同盟会会员)为首的一批具有民主思想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发起了以“移风易俗”为宗旨的戏曲改革,创立了在辛亥革命后,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把戏曲教育、创作、演出、研究融为一体的戏曲团体--西安易俗社。从此,陕西戏曲界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鲁迅先生称这种“立意提倡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剧社,起移风易俗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易俗社在制度上推行民主管理,分级决策,全社最高权利机关,是社员代表会议或社员大会。在戏曲改革建立新体制中,紧紧抓住教育奠基,人才第一这个中心,改革了过去旧班社中师传关系,创立戏曲教育体制,先后培养出600多个学员,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实验剧团,对外公演。易俗社容纳了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改革旧的戏曲创作和演出格局,把背叛封建礼教,提倡新思想新生活作为戏曲表演的新内容,自编剧目达500多部,使戏曲演出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一片红火热闹。剧院门口,经常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60年代初。 (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