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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49—1965年南京市戏曲改革情况的报告

时间:2006-07-07 10:16来源: 作者: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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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16日,中共南京市委、市军管会、市政府联合邀请南京文化、教育、科学界的42位著名人士座谈,共商建设南京新文化的大计。市军管会主任、市长刘伯承同志号召全市文化、教育、科学界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开展南京市的文化科学建设。1951年4月,毛泽东主席就戏曲工作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指导方针。同年5月,周恩来总理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简称“五五指示”),提出了改戏、改人、改制的方针。1957年1月27日、2月27日和3月12日,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主席三次提出和论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注1。1960年5月,文化部提出了戏曲“三并举”的方针,即“大力发展现代剧目;积极地整理、改编、上演优秀的传统剧目;提倡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创作新的历史剧目三者并举”。


为了贯彻落实上述方针和指示精神,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市文化部门(注2从1949年6月起,开始了长达十数年的戏曲、曲艺改革工作(简称戏改)。戏改,是一个坚持戏曲艺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历史过程,是对戏曲发展规律的探索、把握和总结,是建设社会主义戏曲事业的历史必然。南京的戏改工作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1952年,1953—1962年,1963—1965年。


一、19491952



民国时期的南京,是一座官僚、臃肿、畸型、特殊的消费城市,官僚机构特别多,满足官僚政客腐化享受的设施特别多,依靠于官僚政客来维持生活的人员特别多,但真正的生产建设事业则太少。南京解放前夕,仅夫子庙、下关、新街口地区的娱乐场所(含电影院)就有36家,全市固定的戏曲人员有1770人。国民党政权全线崩溃,引发了市场的全面萧条,剧院冷落,有10多家剧场因难以维系而停业,失业艺人和职工达200多人。


南京解放初期,由于国民党暗藏特务和黑恶势力的破坏和造谣惑众,艺人们的政治觉悟普遍不高,加之演出市场严重萎缩,失业艺人和职工剧增,许多艺人的生活更加窘困。面对这一严峻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刚组建不久的军管会文艺处(简称文艺处),立即把戏改作为重要工作之一。


首先,文艺处深入到贫苦艺人中间,通过报告会、座谈会、个别访谈和集中谈话等等多种形式,对艺人们开展思想教育工作。其次,发动全市艺人生产自救,动员在宁的和来宁公演的知名演员义演,收入主要用于救济贫困老艺人。第三,收集大量剧本,帮助艺人们多排演新戏、多演出,并设立了“文艺奖金”(1950年3月22日),鼓励创作配合当时政治任务的作品,同时动员和组织他们不仅在剧场、书场商演,而且到部队、工厂、农村慰问演出,参加全市性重大节庆演出活动。通过这一措施,将市政府划拨的2万斤救济大米按演出场次定量发给贫苦艺人。文艺处这种“以工代赈”的措施和提出的“有饭大家吃,大家有饭吃”的口号,深受广大贫苦艺人的欢迎,他们的思想感情和阶级觉悟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第四,南京解放初期和全国各地一样,上演的剧目比较混乱,除中央明文规定的13部禁戏外,许多剧目未经整理,蒙有污垢,夹杂着错误和不健康的内容,舞台形象亦复如此。针对这一情况,文艺处建立了剧目审查制度。第五,颁布了《南京市民间艺人总登记暂行纲要》(1949年9月30日);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南京分会(1949年11月20日。市文联前身),和与文化部戏曲改进局(1949年)相对应的南京市戏曲改进会(筹)(1950年2月23日)等行政机构;同时先后成立了南京市文艺界剧场职工基层委员会(1950年1月13日),南京市京剧改进会(筹)(1950年1月23日),南京市曲艺改进会(1950年2月1日),南京市曲艺工会(1950年8月),南京市地方戏改进会(筹)(1951年1月16日)等等既具有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又具有行业主管特点的艺人组织,充分发挥这些组织行业主管的自律作用。第六,成立了南京市曲艺工作团(1950年7月7日成立,1953年3月撤销),这是南京解放后成立的第一个供给制性质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第七,在《南京人报》增辟副刊《新戏曲》专栏(1950年4月2日创办,1951年8月停刊),每周一期,为戏改服务。第八,组织艺人观摩三野文工三团(京剧团)、高级步校京剧队等部队剧团的示范演出,以形象教育、艺术引导的方式,帮助艺人们了解新戏曲,鼓励他们积极参加戏改。第九,对俞大龙、孙德龙等黑恶势力,采取坚决打击和分化瓦解并重的办法,初步扭转了南京戏曲、曲艺界黑恶势力横行的局面。第十,通过举办“工人戏剧讲习班”和“青年戏剧讲习班”,在企业和学校培养戏剧人才,组建了工人业余戏剧队,组织学生戏剧专场演出,开展群众性戏剧活动。1950年元旦,组织了在宁文工团、工人和学生三大系统的联合公演,有5个文工团、17个企业、20个学校的戏剧队参加了演出。专业剧团的艺人们被委派到各业余演剧队指导、辅导演出,不仅增强了他们的荣誉感、责任感,而且对他们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业务技能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上述十项措施对顺利开展南京地区的戏改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鉴于“改人”是“改戏”、“改制”的基础,1950年5月1日至6月3日、6月24日至8月7日,文艺处和市文联举办了第一、二期“南京市戏曲人员讲习班”(注3,部分班社负责人、主要演员和剧场负责人共452人参加了学习,占全市艺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并举办了全市戏曲人员“时事研究班”(1950年11月14日)。对全市戏曲、曲艺界从业人员进行分期分批政治轮训,这是戏改工作的基础和关键。其目的是通过政治轮训,提高艺人们的阶级觉悟,加快思想改造,教育、引导他们团结起来,积极投身到戏改和新南京的建设中去。


第一、第二期讲习班分五个阶段进行,即:“回忆诉苦”、“反省团结”、“阶级划分和文艺阶级性专题教育”、“如何克服当前困难”和“改造旧戏曲、曲艺的具体问题”。艺人们通过政治轮训,一是倒出了苦水,挖出了苦根,斗倒了南京戏曲、曲艺界的黑恶势力。二是自觉批判了自身的种种陋习和错误,有的还坦白了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交出了反动党团证件或委派令,宣布与反动党团、封建帮会脱离关系。三是初步确立了为工农兵服务的观念,纷纷表示要为人民演好戏、抵制坏戏。四是提出了改制的三项措施,即:打破封建的包银制和加票制,废除旧班规,取消班主制,以及旧徒弟制、养女制、经励科制,试行民主管理制;改“幕表制”为“剧本制”,同时建立导演制,改旧戏、演新戏,吸引观众,打开演出市场;精减人员,节约开支,降低演出成本,生产自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五是明确了改造旧戏必须从改造人的思想和改造旧的体制入手,加强学习,积极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三大斗争。


艰苦细致的思想改造和改制工作,解放了艺术生产力,促进了文艺创作的繁荣,艺人们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创作、排演了一大批新剧新词,除在剧场、书场演出外,还组织文艺宣传队深入街头巷尾演出,积极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三大斗争的胜利成果。戏曲方面,京剧、扬剧、淮剧、越剧、通俗话剧等剧种创作或改编、移植的剧目近30部。特别是京剧《九件衣》(编剧:宋之的、铁夫、东川、金人,演出:李宗义、赵晓岚剧团),在南京大戏院演出后,引起了很大反响,文艺处专门召开了座谈会,认为该剧是解放初期戏改的重要成果之一。该剧后被扬剧、越剧等地方剧种所移植。曲艺方面,大鼓、河南坠子、相声、南方滑稽、扬州小调、评词、太平歌词、快板、小调滑稽、洋片等曲种的艺人,创作各类新词新曲近百首。


这一时期的戏改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但存在的问题也十分突出,主要是剧目审查缺乏相对统一的标准;创作新戏、改编旧戏的方向茫然,莫措手足,出现了漠视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倾向;一些创作、改编的戏曲、曲艺作品违反了艺术规律,公式化、概念化、反历史的倾向较为严重;有的剧团甚至把戏曲演员的髯口、贴片也列入戏改的内容,有的曲艺班社竟要求曲艺演员在舞台上“开打”、“翻跟头”、“跑圆场”。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了南京地区戏改工作的深入开展。


1950年8月13日,在华东文化部召开的戏改干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戏改工作会议的精神。会议充分肯定了华东各市戏改工作的成绩,分析了戏改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了下一步戏改工作的重点。为了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展现南京戏改成果,检阅文艺队伍,1951年2月15日至24日,市文联及市京剧、地方戏、曲艺改进会联合举办了春节戏曲竞赛,这是南京戏曲史上的空前之举。戏曲有扬剧、越剧、皖剧、京剧、滑稽戏等5个剧种13个演出单位的15个剧目参赛;曲艺各曲种有50多支新词新曲参赛;戏曲、曲艺参演演职员达一千多人。参赛剧目大部分由艺人们自编或改编,其内容大都是结合当时的政治任务,以爱国主义为主题。力进扬剧团《枪毙恶霸萧月波》获第一名,新声越剧团《信陵公子》获第二名,习进京剧团《太平军取杭州》获第三名,12名曲艺艺人获得奖金和奖旗,124名戏曲编剧、导演、演员获得“优秀戏曲工作者”奖章(注4。这次戏曲竞赛,集中反映了南京解放以来戏改工作的成果,参赛剧目、曲目不仅题材广泛、内容多样,而且在戏曲音乐、表演程式和舞台美术方面也有所创新和改革,对我市落实中央和华东文化部戏改工作会议精神,推动戏改的逐步深入,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和促进作用。扬剧《枪毙恶霸萧月波》(编剧:臧克秋)堪称这一时期南京市戏改工作的代表作之一。该剧真实深刻地揭露了我市七里洲恶霸地主萧月波的罪恶人生,紧紧配合土地改革,反映了南京人民当时的斗争和当家作主后的生活。由于该剧人物真实、事件真实、细节真实、表演真实,反映的是发生在南京人民身边普遍关心的重要事件,因此,在春节戏曲竞赛上一经问世,立即引起了南京百姓的关注,十乡八村的乡亲们成群结队,远足数十里赶到城区鸿运楼剧场,彻夜排队购票。该剧截至1951年4月3日连演83场,场场满座,观众达4万多人,是南京解放初期演出场次最多、观众数最多、被其它剧种移植最多的新剧目。


1951年4月,新中国成立了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前身),毛泽东主席为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我们党对清末民初“戏曲革新”以来戏曲发展和其规律的高度概括。同年5月5日,周恩来总理签发了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即“五五指示”,规定:“戏曲应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斗争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凡宣传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爱祖国、爱自由、爱劳动、表扬人民正义及其善良性格的戏曲应予鼓励和推广,反之,凡鼓吹封建奴隶道德、鼓吹野蛮恐怖或猥亵淫毒行为、丑化与侮辱劳动人民的戏曲应加以反对。”提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形式的自由竞争,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五五指示”是我国戏曲改革极为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它以“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为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规定了我国戏曲改革的总目标和总任务,以及政策策略、方法步骤,指明了戏曲改革的总方向,是对“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具体化。“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五五指示”是我们党对中国戏曲历史规律的深刻概括,反映了人民群众和戏曲工作者的共同要求。认识和掌握了戏曲发展规律,研究了戏曲在旧社会和新中国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明确了戏改工作的目标:继承和改革传统戏曲,创造新戏曲,使之适应新中国的需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为了贯彻“五五指示”,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整顿和改进全国剧团的决定》(1952年7月18日)、《华东区公营戏曲剧团剧场上演剧目管理办法》(草案)(1952年7月17日)、《华东戏曲剧目审定委员会规章》(草案)(1952年7月17日)等等文件的要求,结合“三反”、“五反”运动、“整风运动”和“抗美援朝”,我市加快了戏改的进程。一是根据“五五指示”精神,1951年6月在原“地方戏改进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以萧亦五同志为主任,尚小云、周镜泉同志为副主任的“南京市戏曲改革工作委员会”,在市文教局(注5的领导下,负责全市的戏改工作。二是将力进扬剧团改组为民营公助的南京市实验扬剧团(1951年12月),以该团为试点,在全市剧场和剧团推行民主改革,依据各场、团的实际情况,分别建立了管委会、团委会,及其领导下的各工作部门或工作小组,实行民主集中制和民主评薪制,各场、团都制定了相关管理制度;在各场、团建立了学委会,统抓本场、团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政治工作;委派优秀戏改干部或深入场、团指导民主改革,或兼任重点场、团的主要负责人,为戏改提供了组织保障。三是通过“三反”、“五反”运动和“整风运动”,进一步肃清了隐藏在南京戏曲、曲艺界内部的“坏分子”,赵万和等8人被捕入狱,有14人被逐出文艺队伍,有1人被清理出戏改干部队伍,为戏改扫清了内部隐患。四是组织全市艺人参加抗美援朝和捐献“鲁迅号”飞机义演活动,以及慰问军、烈属、伤员演出活动。80高龄的我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张桂轩剃须重登舞台,在中华剧场演出了《白水滩》。1951年6月18日至10月28日,不到半年时间,南京文艺界为抗美援朝捐款1亿1千多万元(人民币旧币),表现出了艺人们极大的爱国热忱。五是调集全市力量,成立了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处戏曲编创室(1952年7月18日,为南京市文化局艺术创作室的前身)。编创室是政府文化部门内设的专业创作机构,负责戏曲、曲艺的创作和改旧工作,其成员是张友鸾、何鹤、赵瑞琪、宋词、杨鹫峰等同志。在大多数剧团设立了专职编创人员,对无条件设立专职编创人员的小剧团,则由老艺人兼职负责,这为戏改中强化创作和改旧工作提供了人才保证。六是根据国家有关戏改政策,相继出台了《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处管理私营戏曲(舞蹈、音乐)职业团体暂行办法》(注6、《南京市戏剧、舞蹈、音乐演出审查办法》(草案)(1952年10月6日)等等一系列文件,强化对私营职业剧团的管理和剧(节)目的审查制度,促进了剧团的内部建设。七是举办了南京市戏曲人员识谱讲习班(1951年10月28日),提高艺人们的业务水平,推动戏曲、曲艺音乐的改革。


南京解放之初的三年,是我市戏改艰苦创业的三年。据1952年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处《戏曲工作调查》记载,三年来,我市职业剧团创作剧本22部、修改传统剧目剧本24部,演出剧目59部。尽管这一阶段的戏改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剧团、剧场改革缺乏一定的标准,改人和改戏如何更紧密地结合,前一阶段新剧目创作中的问题依旧存在,传统戏的改旧工作成效不明显等等,但是,艺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真正调动起来了,上演剧目、曲目大增,演出市场繁荣了,呈现出南京戏曲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局面,初步形成了南京地区戏曲工作的布局、架构和轨道,这是衡量这三年戏改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准,它为下一阶段的戏改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19531962



1953年1月,原苏南、苏北行政公署撤销,以南京市为省会,正式成立了江苏省人民政府。同年4、5月间,江苏省文化事业管理局(1956年起改为江苏省文化局)根据“五五指示”精神,对全省戏改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除对乱禁、乱改以及污辱迫害艺人等违法乱纪事件及时作出处理外,并提出了进一步贯彻中央戏改政策的具体措施。如进一步配备、充实戏改工作的专职干部,加强戏改政策的教育与剧目审定工作,明令规定公安部门不得干涉剧团业务等。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关于戏改工作的指示和要求,全市“改戏、改人、改制”工作从此步入正轨。1953至1962年,可以说是南京戏曲改革稳步发展的十年。


首先是推进民间职业剧团的民主改革。南京解放后,虽然戏曲、曲艺界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制工作,但由于封建制的班规、行规和相关制度已沉积在各民间职业剧团、班社之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因此,刚刚建立的剧团、班社民主管理机构和民主制度大都形同虚设、有名无实。这一问题如不解决,将直接影响和延缓我市戏曲、曲艺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为此,根据省文化局的部署和市委、市政府的指示,市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处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后决定,1953年4月27日至6月13日,以民营公助的南京市实验扬剧团为试点,组织实施民主改革工作。市实验扬剧团民主改革的重点是:以教育为主,反对封建思想,反对把持团务、压制民主,建立基本的民主制度。民主改革以“改而不乱”为基本原则,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武器,以学习班为基本方式,共分为教育、检查、建制三个阶段进行。民主改革期间,停止日场演出,由市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处补发津贴。通过民主改革,市扬剧团在市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处驻团干部的指导和辅导下,彻底废除了旧戏班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班规、行规,建立起了基本的民主制度。通过试点,积累了五点基本经验。一是剧团民主改革工作是整个社会改革的一部分,是复杂细致的思想斗争的过程,不可能由政府文化部门单独进行,而必须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也决不可采取轻率盲动的态度,而必须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找准问题的症结,拟定周密的计划,报请市政府审查批准后方能实施。二是剧团民主改革工作的重点是剧团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这些工作必须主要依靠剧团内部的骨干力量来进行,而不能主要靠外在的辅导力量来进行。三是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受封建思想影响很深,沾染旧社会种种恶习等等原因,艺人们的思想改造是较困难的。因此,对他们不能要求太高,急于求成,思想教育要切合他们的实际水平和认知能力,并反复进行,要有节制的发扬民主,注意保护名演员。四是剧团民主改革是一个长期的思想斗争的过程,因此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剧团的所有问题,只能着重解决一些主要问题,或者主要问题的主要方面。五是艺人们由于水平的限制,在经过一定的教育启发后,反抗旧的一套还可以,但要他们建立新的往往就很困难。因此,必须由市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处拿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基本制度,交给剧团讨论、修改、执行,不能完全依靠艺人们自己去“合理化建议”。这五条基本经验,在以后的我市民间职业剧团、班社的民主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通过民主改革,我市将绝大多数民间职业剧团改组成为合作性质的剧团。


其次是组建了一批国营剧团,并对合作性质的剧团进行整编。解放初期,南京剧团很少,人员复杂,水平极差,京剧只有两个班底。到了1952年,全市民营公助剧团或民间职业剧团已发展到12个,如果再加上业余剧团和场地艺人班社,活跃在南京地区的戏曲、曲艺团队达到了数十个之多。由于发展速度过快,一些并无专长的非职业人员也加入了戏曲、曲艺队伍,严重影响了剧团的巩固和提高。遵照文化部《关于整顿和加强全国剧团工作的指示》和省人委《江苏省关于民间职业剧团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要求,参照省里组建省级国营剧团的做法,从1953年起,我市开始对各类剧团进行整顿或改编工作。1956年2月27日,经市人委批准,我市第一个国营剧团——南京市越剧团正式成立。到1956年9月,南京市经过整顿和改编后,由市文化局所属或管理的专业剧团有15个,其中京剧团4个、扬剧团4个、越剧团3人、话剧团1个、木偶剧团1个、魔术杂技团2个。这15个剧团中,国营剧团3个,民间职业剧团12个,演职员853人。除江苏省少年京剧团实行供给制外(1958年7月30日更名为南京市青年京剧团,1960年4月并入省京剧院),不论是国营剧团还是民间职业剧团都是自负盈亏,政府不给任何补贴,剧团的工资制度实行底薪拆帐制。到了1957年市管剧团已达17个,其中国营剧团4个,民间职业剧团13个,演职员962人。1958年10月23日和1962年2月,我市又分别成立了南京市曲艺团和南京市百花曲艺团。同时,1955年8月高淳县、1956年6月溧水县、1956年11月六合县、1957年12月鼓楼区、1961年元月江浦县、1961年6月江宁县,先后接收、整顿、改编了一批民间职业剧团为自负盈亏的县属剧团。通过这一阶段的戏改,充分发挥了国营剧团在戏改中重要的示范作用,促使我市专业剧团的建设逐步走上了正轨。


第三,挖掘和整理优秀文化遗产,大力推进剧目、曲目建设。在南京解放初期的三年戏改中,优秀传统剧目、曲目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始终是最薄弱的环节。在1953至1962年的戏改工作中,市文化局积极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及“五五指示”,遵照文化部提出的“全面挖掘、分批整理、结合演出、重点加工”的原则,加强了挖掘和整理优秀文化遗产的工作。截至1957年12月,市文化局组织力量挖掘了1588个传统剧目,挖掘传统曲目960个,市文化局从中选出部分剧目、曲目进行重点加工、整理,鼓励艺人上演。1954年6月14日,市文化局举办了“南京市第一届曲艺观摩会演”,上演的全部都是新挖掘、整理的传统曲目。1953年9月市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处萧亦五同志赴北京参加全国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周恩来总理指示他:“江苏有个说评话的老艺人,这可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要抢救出来┄┄。”萧亦五同志回宁后向省、市文化主管部门作了汇报。从1954年春起,由萧亦五同志负责带领一个工作班子,用了两年时间,记录了“扬州评话”艺人王少堂的《水浒》,即《武十回》、《宋十回》、《卢十回》和《石十回》,共约500多万字,于1956年油印成册。1958年,亡佚多年的古老剧种“高淳阳腔目连戏”被抢救性地挖掘、整理出来了,省戏曲学校为此专设了目连戏班。1958年3月24日,市文化局组织全市曲艺艺人集中在夫子庙人民游乐场,由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协助,将艺人的口述作文字记录,突击39个小时,挖掘白局、数莲华、琴书、评书、坠子、相声、大鼓、竹板书等曲种曲目725个,汇编成册5大本。这一阶段的戏改工作还先后统一了对部分曲种的称谓,如“南京评话”、“苏北琴书”、“安徽大鼓”等等。与此同时对曲种的改革也在进行。“安徽大鼓”艺人李思和在市文化局的鼓励下,将大鼓改为小鼓,试演后效果很好,此后为众多安徽大鼓艺人所接受。


第四,举办戏曲、曲艺观摩演出,开展理论争鸣。1954年4月23日至30日,市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处举办了首届戏曲观摩会演,参加演出的有:市实验扬剧团、市扬剧学员队、联友扬剧团、合众越剧团、新光越剧团、大众越剧团、联友越剧团、人艺通俗话剧团等,共演出了16个剧目。这次观摩演出的历史价值主要是,它集中反映了各剧团实行导演制后,舞台演出所体现出来的科学性和完整性。1955年6月27日,又举办了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1957年2月28日起,举办了第三届戏曲观摩会演,有京剧、扬剧、越剧3个剧种的10个剧团700多人参加演出,上演大小传统剧目32个。根据现有资料不完全统计,1953至1962年的10年间,南京地区影响较大的戏曲、曲艺会演、展演、调演活动近30个。这些活动对巩固戏改成果,推进戏曲、曲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活动是:1957年4月4日至30日的江苏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和1958年6月15日的江苏省第一届曲艺观摩演出大会。


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共有17个剧种200多个剧团的1000多名代表参加,上演1955、1956年以来创作、改编、整理的大小剧目94个(其中现代戏11个),并进行了评奖活动。文化部和上海市、广西省等省市派来了观摩代表。我市参加演出的有越剧《南冠草》、扬剧《算命》、《咽糠》,京剧《封侯恨》等9个剧目,其中《南冠草》获优秀剧作奖、优秀演出奖、导演奖、音乐奖、舞美奖。市属剧目有30多位演员分别获一、二、三等奖,老艺人苗胜春等7人获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越剧《南冠草》,该剧由编剧毕华琪(女)根据郭沫若同名话剧《南冠草》改编。于1955年赴京献演,郭沫若同志观看后,推荐给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同志和老舍观看,后又经郭沫若亲自指导修改,使剧作更加完善,成为该团的优秀保留剧目。


针对这次会演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联系1953年以来戏改工作的实际,在1957年上半年全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宪洛、丁修询、宋词、黄文虎等4位省市戏改干部,于1957年5月11日在《新华日报》上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了题为《江苏戏曲工作的矛盾何在?》的理论文章,予以争鸣。文章认为:“江苏戏曲工作目前存在的几个主要矛盾是:主观主义、虚无主义和全面地挖掘遗产、继承和发扬传统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之间的矛盾;简单化的行政领导方法和正确地掌握艺术事业特点的领导方法之间的矛盾。”“主观主义和虚无主义对待遗产的态度障碍了全面的挖掘,而全面的挖掘是全面继承遗产,进行改革创造的基础,忽视了从这一基础出发,必然影响了各剧种充分的发展,也必然影响了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理论批评上的教条主义和对待遗产上的虚无主义是分不开的。虚无主义障碍了遗产不能被人认识,使教条主义横行,教条主义又帮助了虚无主义,把才挖掘出来的精华立即抹杀,使含苞的蓓蕾不能怒放,渐趋枯萎。”“简单化的行政领导方法之所以存在,是和我们许多同志不熟悉戏曲业务,没有掌握艺术事业的基本规律分不开的。对业务上的不钻研、不虚心,而又满足于这种简单化的领导方法,必然造成事业上的严重损失。”尽管文章的作者们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除宋词同志外其他同志全部被划为“右派”,有的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但这篇警示之作所透现出来的普遍真理,对改革开放的今天,促使我们做好文化工作仍具有指导作用。


1957年4月27日,在市文化局举行的座谈会上,许多曲艺演员针对近几年市文化局在指导曲艺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如:审查曲目标准时紧时松,但总趋势偏严;对曲艺的创新、收徒、生活诸方面,口头说得多,实际支持不够等提出了批评。会后张震群、张骏良在《南京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跨上快马,举起轻刀——我们对南京市曲艺工作的意见》的争鸣文章,对市文化局在曲艺工作上的问题诸如:撤销南京市曲艺工作团;艺术科只忙于事务;市文化局对曲艺工作没有长远规划,或常有空头指示;曲艺专职干部不能落实;局领导除萧亦五外,其他人不关心曲艺,甚至对曲艺冷漠等7个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随后市文化局副局长萧亦五、艺术科干部曾宪洛、黄文虎等同志共同起草报告,建议成立南京市戏曲艺术委员会,直接负责全市的戏曲、曲艺工作。同年7月,萧亦五、曾宪洛被定为“萧、曾反党集团”,受株连的11位同志全部被定为“右派”。


1957年12月22日,为选拔优秀曲目参加江苏省第一届曲艺观摩演出大会,市文化局举办了“南京会演区”会演。全市艺人踊跃报名参加,历时5天,推选出了3个优秀曲目:张永熙、关立明的“相声”《坐享其成》,荣凤楼、孙芝美、孙素贞、于如发、傅荣斌的“苏北琴书”《水漫金山》,张幼臣的“南京评话”《雨花台下红旗飘》代表南京市参加全省会演。


1958年6月15日,江苏省第一届曲艺观摩演出大会在我市香铺营文化会堂举行。全省曲艺演员100多人,代表30多个曲种,历时8天,上演了90多个优秀传统曲目和新创作曲目。其质量之高、人数之多、盛况之空前,是建国后我省曲艺界的大庆典。


第五,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努力改善艺人们的待遇。南京解放后,尽管党和政府为提高艺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各项待遇做了大量工作,但广大艺人窘困的生活情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艺人虽然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又是知识分子,但是无论是国营剧团或是民间职业剧团,既不能享受劳保条例所规定的福利,又不能享受公费医疗。个别剧团从有限的收入中提出一点福利金,只能给因公致病的艺人适当补助。根据市文化局1956年4月《关于文化部门知识分子的情况》、1956年9月《南京市艺人生活情况汇报》和1957年12月《关于剧团的基本情况及今后的主要措施》等3份调研报告记载,当时艺人们实际生活状况非常堪怜。1956年4月,市文化局调查了13个剧团的676人1至4月的收入情况,除剧团供给本人的伙食以外,每人每月收入在5元以下的共46人,占6.8%;5元至10元的154人,占22.8%;10元至20元的249人,占36.8%;80元以上的全市仅有4人。以这样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其困难情况是可想而知的。根据1至4月份艺人家庭生活调查情况统计,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不足5元的有139户,占总户数的20.5%;5元至8元的有100户,占14.7%。需要说明的是1至4月是戏曲演出的旺度,夏季和冬季的演出情况就更差。曲艺艺人94人,由于都是个体分散劳动,一年只能7、8个月有演出收入,绝大部分曲艺艺人辛苦一天只能挣到5角钱。全市929名艺人中,有欠债的达743人,占80%,总欠债金额达1.66万元,不少艺人背上了高利贷,每月利息高达20%。市文化局的3份调研报告中例举了艺人们种种窘困生活的实例,让人泣泪读之。这种状况引发的直接后果是:老艺人在剧团不受重视,过一天算一天;中年艺人悲观失望,无心钻研业务;青年艺人望而生畏,渴望转行。


造成艺人生活极度窘困的主要原因,一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剧场分布没有改变,而观众的成份却在逐渐变化,由于车费高于票价,导致观众上座率普遍下降。二是旧社会穷人家的孩子学戏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并不考虑有否艺术发展前途,因此许多艺人唱了多年戏,业务上却无长劲,在剧团中不起作用,又无法转业,因而剧团中冗员过多,开支庞大。三是市文化局避开艺人们的实际生活问题,只管艺术提高,对于剧团的财务开支和经济管理却很少过问。四是剧目、曲目审查过严过细,甚至是宁可少演不可错演,偏重于提倡演现代戏而忽视积极认真地整理传统戏,对幕表戏采取不适当的否定和限制,导致剧团上演剧目贫乏,观众流失。五是过分强调了剧团经营上的企业化,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提出剧团改国营的先决条件是企业化,因此有些剧团过多增加演出场次,公积金比率过大,既影响了艺人们的收入,又影响了演出质量。


在市委、市政府的指示和支持下,市文化局采取了七项措施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他们的待遇。一是集中全市主要剧团开展艺术整训,并制度化;坚决贯彻中央剧目工作会议精神,取消了送审制度,开放剧目。二是组织编导研究会,组织剧团编导人员和社会力量共同开展戏曲编导研究工作。三是筹建“艺人之家”,将各剧团年老无靠的艺人养下来,使艺人“老有所养”,所需费用由政府负担大部分,剧团负担小部分。四是有计划地整顿剧团,调整组织,完善制度,裁减冗员,并在经济上支援剧团添置必要的服装和演出器材。五是调整剧场分布,解决剧场过分集中、营业状况不好等问题。六是加强剧目宣传,组织观众,提高剧场上座率。七是加强社会救济工作,争取一笔救济专款,对艺人中的特困户给予一次性救助。这七项措施的逐步到位,调动了艺人们参加戏改的积极性。


1953—1962年,这一阶段的戏改可以值得总结的还很多,然而最主要的是,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市文化局认真贯彻中央和省有关戏改工作的各项政策和指示,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不断地认识和把握戏曲、曲艺的艺术规律,从改制入手,紧紧依靠广大艺人,以人为本,不断加强剧团建设,在继承、发展、创新的道路上摸索前进。尽管这一时期经历了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反右”运动、整风运动、大跃进等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及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但是我市戏改的总方向没有发生大的偏差,这十年戏改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光彩夺目。


三、19631965



这三年间,全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批判运动。1963、1964两年毛泽东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对文艺工作作了批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南京的戏改工作,也开始强调以阶段斗争为纲,强调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全市各类艺术表演团体,在1963年普遍进行了以国际国内形势、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为了紧密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1963年4月起,市属专业艺术团体分别组织演出小分队到农村演出。为了送戏上门,1964年11、12两个月,市属剧团的演职员背着背包步行1491公里,拉着装满服装、道具和舞美器材的板车跋涉1867公里,为农民巡回演出。1964年全年演出793场,观众达434141人次,参加劳动2187个劳动日。市文化局在戏改工作上正式提出了“戏曲革命”的口号。


市文化局认为:1963年以来,我市的戏曲工作从内容、形式到演出剧目、演出队伍,都不能适应当时的经济建设和现实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在上演剧目方面,现代戏太少,特别是反映建国后13年来的题材更是少见。在演出队伍方面过于讲究外部形式,脱离了内容,向“高、大、洋”发展,机构庞大,人员众多,影响剧团不能上山下乡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此,对戏曲必须采取坚决的革命措施,向“高、大、洋”宣战。其主要革命措施是:各剧团要在现有人员的基础上,坚决慎重地裁减冗员,进一步精干队伍,到1963年底要精减5%至10%。对于缺乏培养条件的青年演员,应动员其参加工农业生产,发挥他们的作用。剧团伴奏人员一律不得超过10人。剧团行政事务尽可能由演员或舞美人员兼任,坚决压缩行政管理人员,坚持民主办团的原则。为了适应上山下乡巡回演出,必须立即轻装,服装道具等减少到最低标准,以能演出即行。并规定,今后两三年内,原则上不新购置成套服装和道具,不搞大布景,就是属于必须补充的,也必须报局里批准才能购置。灯光也不宜过多,对于没有电力供应或电力供应不足的地区,尽可能采用汽灯;票价宜低不宜高。这些背离艺术规律的“革命措施”,给戏改工作、剧团建设、演出质量所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这一阶段我市的戏改工作主要围绕剧团调整和现代戏创作进行。


首先是剧团调整。从1959年开始,大部分市属剧团的建制,处于不断地变动之中。年初,南京市扬剧团并入江苏省扬剧团,接着南京市京剧团被撤销,人员分别并入江苏省京剧院、江苏省戏曲学校和徐州市京剧团。其后,南京市青年京剧团又被并入江苏省京剧院。与此同时,江苏省文化局组建的江苏省青年扬剧团、江苏省青年越剧团和江苏省青年锡剧团,交南京市文化局代管。江苏省青年锡剧团成立不到3个月,又宣布撤销。1960年冬,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市、区、县剧团,都实行精简机构、下放人员。1962年南京市戏曲学校撤销,越剧班学员并入南京市越剧团,扬剧班并入江苏省戏曲学校,京剧班改为南京市京剧学馆。


截至1963年1月,全市共有14个专业剧团,其中国营的有7个(南京市越剧团、江苏省青年越剧团、江苏省青年扬剧团、南京市杂技团、南京市话剧团、南京市歌舞团、南京市京剧学馆),集体所有制的有7个(市属:滑稽、曲艺、木偶、皮影等4个剧团,区属:百花曲艺团、金陵京剧团、东风扬剧团等3个剧团)。市文化局党组认为:剧团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摊子过大,战线过长,编导和艺术人员不足,财力物力分散,对剧团提高质量有很大影响。局党组意见:首先对国营剧团进行适当调整,缩短战线,便于集中力量抓好重点剧团。具体方案:一是撤销江苏省青年越剧团,与市越剧团合并。保留较优秀的演职员、编导和学员,组成一个演员阵容较强又有新生力的越剧团。剩余人员首先充实市属其他剧团,再有多余的人员支援其他市县。二是将省青年扬剧团仍交给省里,与省扬剧团合并管理,这样便于青年演员向老艺人学习,继承和发扬扬剧传统。三是今后主要集中精力办好市越剧团、市话剧团和市杂技团等3个国营剧团,保留市滑稽剧团、曲艺团两个集体所有制剧团。四是撤销市京剧学馆,全部人员合并到省戏曲学校统一安排(后因故未撤销,“文化大革命”中改建为市京剧团)。下放木偶、皮影两个集体所有制剧团交由秦淮区管理。五是撤销市歌舞团,部分舞蹈学员并入省歌舞团,保留下来的民乐演奏学员充实市杂技团乐队。


市属专业剧团的调整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中仍未结束,并发生了新的变化。如撤销南京市民族乐队、南京市工人白局剧团,以民族乐队为基础,充实部分演唱、曲艺人员,组建南京市文工团等。


剧团调整,是戏改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目的,是整合优势资源,提高演出质量,加快剧团建设。但是,我市剧团如此频繁的调整,大开大合,撤撤并并,无休无止,使广大演职员毫无安全感和稳定感。尽管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大规模的剧团调整有其合理性,也都多出于无奈,但它所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有两点。一是对全市剧团建设缺乏长远规划,没有弄清我市究竟需要多少剧团,其演出市场究竟能容纳多少剧团,政府的财力、物力又能养活多少剧团。二是把原本应该由政府承担的决策失误责任,转嫁到了广大演职员身上;甚至提出对工资过高、缺乏业务能力的演职员,要适当降薪后再分配其他工作,这是用行政手段剥夺公民合法的财产权。


其次是现代戏创作。1963年,省文化厅明确规定:“在今后的数年内应逐步做到反映现实斗争的剧目和好的传统剧目,在戏剧舞台上占据首要地位。”在《关于省属剧团农村演出队1965年任务和政治思想工作计划》中,根据中央精神,更加明确地强调:剧目创作“主要写十五年;主要写阶级斗争;主要写先进人物;主要写先进思想”。


1963年3月8日至27日,省属剧团和南京市属几个剧团在我市举行了现代戏展览演出,拉开了现代戏会演的序幕。8月16日《新华日报》专门发表了题为《多编现代戏,多演现代戏》的社论,强调“编演现代戏不是临时任务,或者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是关系到打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猖狂进攻,巩固或扩大社会主义思想阵地的大事,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据不完全统计,1963至1965年,在“以现代戏为纲”的戏曲创作思想的指导下,市、县属专业剧团先后创作、改编、移植、上演了32部现代戏。1964年11月23日,南京市1964年业余话剧创作观摩演出在世界剧场开幕,历时10天,演出11场,剧目有《就是他》、《三条黄牛》、《真是好》、《老哥俩》、《小俩口》、《渡江第一船》、《马路大夫》等16个独幕剧。这些剧目都是从我市各区县文化馆和企业业余作者创作的136个作品中精选出来的。市文化局在1964年总结中不无高兴地谈道:“现代戏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增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已绝迹舞台”。据《1964年江苏省文化事业统计综合报告》记载:由于“贯彻了华东区话剧会演和全国京剧革命现代戏会演的精神,并在省和专区举办的革命现代戏会演的进一步推动下,绝大部分剧团均积极上演革命现代戏(9月份全部上演革命现代戏)”。“但总的演出场次比1963年有所下降,特别是收入下降幅度较大”。《报告》分析了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演出质量不高”。


创作、演出现代戏,本是戏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时代赋予戏曲的重要使命,但由于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制约,现代戏的创作、演出被推到了极至,最终导致戏曲舞台的一花独放,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沉痛教训。


回顾我市1949—1965年的戏改工作,我们认识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三并举”,是我国戏曲工作的正确方针。贯彻这个方针,戏改工作就顺利,就成功,就出成绩。反之,什么时候偏离了这个方针,不是戏改停滞,落后粗俗的东西盛行,就是创作“以现代戏为纲”,导致粗制滥造,甚至出现“文化大革命”那种一花独放、百花肃杀的可悲局面。


戏改,是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过程。中国戏曲植根于民间,流传于民间,总是随着人民的需要而变化、发展。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各族人民,需要新的戏曲为他们服务,需要戏曲艺术供他们欣赏、娱乐,并且作为一种自我教育的手段,评判道德是非,指引人生道路。在这种需要面前,不仅应该创作新的历史戏和现代戏,也应该改编、整理传统戏。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的任务。


实践证明,戏改是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必然。中国戏曲历史悠久,遗产极为丰富。然而我们也不讳言,丰富的遗产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而要弘扬优秀传统,就必须进行一番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工作。这就必须进行戏改。传统戏的改编、整理,首先要选定剧目,收集不同版本和资料,拟定修改提纲,然后才动手修改,改后要试演,概括起来就是要识货、慎重、试验;不是为改而改,盲目乱改。对于那些庸俗落后的表演方法,丑恶、野蛮、恐怖的舞台形象,以及舞台陋习,则坚决加以革除和改造。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从思想内容上和艺术形式上弘扬优秀传统。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改编、整理的传统戏,都是既保留了精华,又剔除了糟粕,是真正弘扬了优秀的传统剧目。


改编是一种创作,改编并不容易。特别是改编一部整本大套的戏更难。一部传统大戏,在保留了精华,删除了不宜保留的东西之后,留下了很大的空档,须要用新创作的东西来填补,就像维修文物一样,即使一般人能看个全貌,又使专家内行能看出个究竟,看到它的价值所在。这就要求改编者要有深厚的文学、历史的知识基础,要有对戏曲艺术谙熟的功底。


戏改是中国戏曲发展的一个历史经验和规律。当代的戏改是近现代戏改的继续。当代戏曲是社会主义艺术的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为了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为了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三并举”的方针,发展繁荣戏曲艺术,我们必须继续深入地进行戏改工作。戏改工作大有可为,任重道远。








1: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合乎辩正法的。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八章,论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与共、互相监督”的关系问题。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在建国后的13年间,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周扬等同志在中央许多重要会议上多次就“双百”方针发表讲话。周恩来同志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了我国科学文化繁荣发展的道路”(1959年4月18日,《我们在教育战线上的任务》)。这是进一步将“双百”界定为党的文艺方针。刘少奇同志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无产阶级的极端坚定的阶级政策”(1958年5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工作报告》)。这是确定了“双百”方针的阶级性的原则。邓小平同志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以社会主义为前提”(1957年4月8日,《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这明确了贯彻“双百”方针的前提条件。因此,“双百”方针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们从“双百”方针的理论界定、哲学基础、辨证关系、基本原则、前提条件、内涵外延等等方面都进了全面的论述。


2:1949年4月28日,我市成立了市军管会;5月1日成立军管会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该会下设文艺处,具体执行接管国民党政权遗留的文化机构,管理全市文化艺术工作。同年11月20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南京分会成立,与市军管会文艺处合署。1950年10月市政府增设文教局,内设文化科、艺术科负责管理全市文化艺术工作,军管会文艺处完成了历史任务。1952年7月18日市政府成立文化事业管理处。1956年4月23日文化事业管理处改建为南京市文化局。


3:解放初期,因国际国内重大对敌斗争和特殊的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以及一系列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南京市戏曲人员讲习班”共办了五期,延续到1954年底才结束。后三期讲习班开办的时间是:1951年12月11日第三期,有459人参加;1953年11月3日第四期,1954年11月11日第五期,每期讲习班为期40天。


4:124名获奖戏曲艺人中有6人,因分别属于正在戒除不良嗜好、有严重生活作风问题、违反剧团纪律人员,故未对其颁奖。


5:1952年7月18日后,为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处。


6:当时我市职业剧团绝大部分是私营性质。


作者:樊小林 (南京市文化局政策法规处)(2002715日)


(责任编辑:汤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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