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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正式挂头牌
经过两年的苦学苦练和艺术实践，高秀英十八岁开始脱颖而出，于一九三一年春受聘法租界南阳桥维扬大舞台，月包银为八十块现大洋，一下子比在虹口庆升戏园多四十六块。而她的丈夫高玉卿原已每月五十元，现在仅提了十块钱，比妻子反而少二十元，在班子里只能排在第二位。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高秀英对我说：“这一方面是我主观努力的结果，但客观因素也很重要。当时正是女班兴起的时代，无论如何女的演女的，要比男的演女的强，特别是男人年到四十左右，要比二十来岁的女花旦魅力差得多。许多老板出于生意眼，也要争先邀请坤伶。另外，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高玉卿是我丈夫，他心甘情愿让我挂头牌。说实在的，我自从嫁给他，不但在生活上，他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体贴我，在艺术上更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比我文化高，除了能唱文武小生，还能编戏说戏。那时候戏曲中京剧的影响最大，很多地方戏竞相学习，学技艺，还学剧目。因为二、三十年代正是海派京剧最发展的时期，连台本戏、机关布景吃香得很。高玉卿经常去看，看完回来就改编成扬剧。”
“当时有哪些戏是他移植成大开口的？”
那可多啦！《狸猫换太于》、《凤仪亭》、《三戏白牡丹》、《封神榜》、《临江驿》、《吕四娘》、《龙凤帕》等等。那些年我们演的剧目，几乎都是他从京剧移植过来的。”
“难怪在扬剧中，除了生活小戏保留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外，一演起袍带戏、宫庭戏、公案戏就京剧化了，台步、身段、锣鼓点乃至于音乐唱腔（如汉调、倒板……），还有白口，特别是韵白的处理，也是中州韵……。”
“所以，后来常有京、扬同台合演的情况出现。”
“从这时起，你是不是同高玉卿正式搭档挑梁唱戏？”
“是的。所有戏码都是围绕我俩而定。他演《拷打寇承御》的陈琳，我就演寇承御；他演《玉堂春》的王金龙，我就演苏三；他演吕布我演貂蝉；他演薛平贵，我演王宝钏……”
“那你们在维扬大舞台总共唱了多久？”
“算下来也就是一年吧。”
“营业好吗？”
“好，好得很！南阳桥的地段也好！”
“为什么只唱一年呢？”
“咳，说来话长！”高秀英顿时把她刚才描述挂头牌的喜悦一扫而光！
她接着说；“原来维扬大舞台的老板，肯花八十块现大洋请我挂头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一听她讲到这里，忙说；“高老，我懂啦。不过，我想问问，那维扬大舞台的老板叫什么？是个何等样人？”
“这个人叫罗海涛，是上海湖北同乡会的会长……”
“应该说是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体面人。”
“可尽做些卑鄙龋龊见不得人的肮脏事！他那个时候已经四十大几，家里有大小老婆五个，可这个老色狼还想我的心思。到月发包银，他不许高玉卿代我拿，一定要我亲自去领。一进他那个写字间，不是用钱财诱惑，就是动手动脚。开始我不敢告诉高玉卿，怕他年轻气盛闯祸，可是后来越发展越不象话了，竟要约我同去东苑饭店洗澡！”
“那你怎么能去？”
“是呵，可是不去的后果……”
“大不了，你们俩再逃一次。”
“逃是一定要逃，但怎么个逃法呢？这时不象在‘神仙世界’，我们俩一无所有，而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行头、帽笼……不带这些东西逃，损失太大，以后唱戏靠什么。但是带一堆东西离开剧场，岂能不惊动罗海涛？”
“那你们可怎么办？”我也为他们感到为难和着急。
“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个好办法。”
“什么办法？”
“当时我们常常有唱堂会的活动，那天下午我们派人到贝勒路联系好，然后求得管大衣箱的阿大协助，把我们的东西统统随大衣箱一道运出去，然后堂会一唱完就直接投奔虹口。这是那天下午，由同班唱花旦的男演员徐菊芬事先找虹口公平路新舞台的老板周根瑞商定的。徐是高玉卿的患难弟兄。说起那天从维扬大舞台往外搬东西，可真是快，从打电话找搬运站到来车搬运，前前后后仅十来分钟。”
“从你们商定偷逃的计划到最后逃走，可遇到什么麻烦？”我关切地问。
“没有，一点没有。”
“用上海话讲，算你额头亮！”
“不过…··”高秀英又降低了语调。
“不过什么？”我有些不解。
“那天是一切都很顺利，可谁知道，为这件事，我们俩差点吃官司！”
“难道罗海涛事后找了你们的麻烦？”
“正是。他在卢家湾巡捕房告了我们一状。”
“什么罪名？”
“说我们拐骗他剧场的衣箱潜逃，属刑事案。”
“那你们就任凭他诬陷？”
“当然不能。我们也由新舞台的老板托人告罗海涛调戏妇女，破坏别人家庭。”
“后来呢？”
“因为我们告他的罪名属民事诉讼范围，开庭慢，而刑事案开庭快，所以卢湾巡捕房先发出传票。”
“你以前不是说过，这租界管不了那租界的事吗？”
“话是那么说，可是打起官司来，还是要去的。”
“这么说你们去出庭了？”
“开始没去，是新舞台的老板周根瑞叫我们不要去。”
“罗海涛就此罢了不成？”
“不，他不但不罢休，还变本加厉。有一天，日戏《玉蜻蜓》才唱了一半，卢湾巡捕房派了一辆抓人的警车开到了新舞台，当时后台紧张得不得了。高玉卿和我立即找到老板周根瑞，他一方面安慰我们不要怕，一方面同派来抓人的打交道，叫他们暂时等在门外，待日戏唱完再说，免得观众闹事，说那样对卢湾巡捕房的影响也不好。总之，周老板先设法稳住这些人，而另一方面，他随即派人封了四十个大头持帖到虹口警察局找一位叫辛静生的包打听，并请辛的老婆（是个扬剧迷）收我做她的干女儿。果然不等日戏唱完，辛静生赶到了剧场。开始，双方坚持不下，一方一定要带高玉卿和我去卢湾巡捕房；一方一定不许带人。但他们双方都是巡捕房的，自然有来往，自然晓得搞得太僵，未必对自己有利。谈到最后，达成一项协议，即当天暂不带人，但开庭之日被告要保证到庭。周老板示意我们先答应下来，这样卢湾巡捕房的人才退了回去。后来，从维扬大舞台那边传来消息，说罗海涛一看警车空着回去，气死了！因为他事先已在维扬大舞台夸下海口，要把我和高玉卿象捉狮子一样捉回去，跪在大舞台门口……”
“后来开庭，你们去了没有？
“去了，不去怎么行！”
“那你们到了卢湾地区，岂不要吃亏？”
“是呵，为了这事我们也专门请了个律师，叫黄秀伯。同时，周根瑞也暗中使钱买通了一些法庭的人。”
“哎，这件事的责任完全在罗海涛的身上，你们干嘛要花这种冤枉钱，说不定客观上还真的认为是你们盗窃了他的东西呢！”
“唉！那时候打官司，不论胜诉的败诉的，哪一方不要花钱？完全秉公而断，那些人还发得了财吗？”
“开庭的结果呢？”
“那天一到卢湾巡捕房，进门先要把戴的首饰取下来，而且还要给我们量身高。”
“为什么要这样？”
“还不是把我们当成罪犯待？要载入档案啊！然后，警察把我们先带到候审室。这中间要经过一条很长很长的地道，两旁的房内关押了不少犯人，一见我和高玉卿走过，就听到身后叽叽喳喳地瞎议论。说我们俩一定是轧姘头进来吃官司的。那时，虽然听了有气，可也只能听之任之，自认倒霉。”
“法庭是怎么审你们的？”
“先是带的高玉卿，我在候审室等。据高玉卿事后告诉我，法官问话很简单。”
法官问：“你叫高玉卿吗？
高玉卿答：“是。”
法官：“你为什么要偷窃维扬大舞台的行头？”
高答：“我没有偷班里的行头，我带走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
法官：“那你为什么要私毁合同逃走？”
高答：“因为他拖欠我们的包银，而主要的是罗海涛调戏我的老婆，破坏我们的家庭。我们迫不得已，只好逃走！”
法官听过，没再问什么，即令庭警将高玉卿押下，带高秀英出庭对质。
法官问高秀英：“你为什么不遵守合同，私自出逃？”
高秀英答：“因为他调戏我，逼迫我到大马路东苑饭店陪他洗澡，还说，他五个老婆都不会生儿子，要娶我帮他生个儿子。……”
法官问：“你们逃走是不是事先预谋？”
高秀英答：“是的，我们因为惹不起他，只能躲，只能逃。”
法官问：“你们是怎样策划的？”
高秀英答：“我们事先联系了一个堂会，借此把自己的行头运出，免得罗海涛疑心，进行阻拦。”
法官：“你所说果然是真？”
“决无半点虚假。法官不信，可传管衣箱的阿大作证。”
法官：“好，传阿大出庭。”
不一会，庭警将阿大传上。阿大是苏北泰州人，为人一贯忠厚老实。
法官问：“阿大，高玉卿他们夫妻可曾偷过大舞台的衣箱？”
阿大回答：“罗老板衣箱上的东西，半点不少，高玉卿夫妇那天拿走的行头、帽笼都是他们自己的。”
法官：“所讲可是事实？”
阿大：“句句是真，如若有假，情愿受刑。”
法官听后，并没有再继续审问，遂即当场宣布高秀英夫妇无罪。
高秀英和高玉卿到此总算松了口气，对阿大这样敢于仗义直言的人固然要谢，但对卢湾巡捕房的上上下了、左左右右，也都要有所表示。在当时这叫送“铺堂费”，仅这一项就用去了白花花的现大洋整整一百六十元。胜诉的是这样，败诉的怕也少不了！
所以，过去老戏里，演行役的一上场，常有这样两句定场白。“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理拿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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