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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剧名旦高秀英》第九章 初进省团的烦恼

时间:2006-07-01 22:55来源: 作者: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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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初进省团的烦恼
    高秀英是一九五三年二月进江苏省扬剧团的。江苏省扬剧团也就是这时才组建,因为解放伊始,江苏划分为苏南、苏北两个行政区,一直到五二年底才合并为江苏省。
    在如何组建省扬剧团的问题上,当时曾出现过三种意见:一是有人主张以苏北实验扬剧团为基础建立省团;二是有人建议以金运贵筱荣贵为首的镇江金星扬剧团为基础;三是南京市的同志希望由老艺人张月娥为团长的南京市实验扬剧团作省团的骨干力量。”
    由于意见有分歧,决定先看看三个团的戏再做决定。
    南京市团就在南京,随时可看。镇江的金星扬剧团当时也在南京大光明剧场演出,看他们的戏也很容易。唯有苏北实验扬剧团在扬州,需要调宁演出,供领导最后裁决。
    因为看戏的目的是为了选拔人才,所似一律只演传统折子小戏。高秀英随团来宁演出的是《珍珠塔》中的“前楼会”,即陈翠娥赠珍珠塔给方卿的一段。高秀英在这折戏中演唱了她最拿手的高派唱腔“堆字大陆板”。
    经过一个阶段的看戏,最后决定以苏北实验扬剧团为基础组成江苏省扬剧团。这使苏北实验扬剧团的同志们感到光荣,受到鼓舞。从此,他们变私营公助为全民所有制国家剧团,并在中央文化部备了案。可是,高秀英却产生了新的烦恼,主要反映在两件事上:一件事是她丈夫高玉卿得了较严重的肺结核,领导上说他不便到南京过集体生活,所以作为编外人员处理,每月只给他三十六元生活费。当时高秀英全家六口,丈夫有病,大儿子高荣森因练功摔伤也养在家里,其他三个孩子都很小,加之,高玉卿得的是富贵病,要加强营养,他既作为编外,自然也不享受公费医疗。这副生活重担全靠高秀英每月八十五元死工资挑,她怎会没有烦恼呢?于是,她找副团长谈,副团长让她找正团长;找了正团长,又说只有找省文化局领导才行……。别看高秀英在舞台上挺神,可一下了台,特别是一见到领导,她就傻眼了,因为从十六岁与高玉卿结婚以后,一切对外的事都是高玉卿管,养成了她的依赖思想、最后,她只有谁也不找了!……
    高秀英初入省团的第二个烦恼,是她在剧团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她从十八岁挂头牌到加入省团已有二十三个春秋。在旧班社挂头牌,首先意味着要以她为中心决定戏码,因此,她的包银必然最多。而由于以上两点,她在班社里的地位是首屈一指的,有说不清的特殊待遇。现在,剧团内无论领导、被领导,主要演员或一般演员,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如果是关于地位方面的烦恼,那是高的“角儿”思想在作祟。但也确有一些问题,是由于当时政策上“左”的倾向所造成。如“戏曲要走新歌剧道路”问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一系列政策性问题出现了。既然戏曲今后要向新歌剧方向发展,那么原有的队伍,论文化很多还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更不懂什么乐理和认谱,也没学过斯坦尼,当然难以完成“走新歌剧道路”的任务。于是,便从苏南、苏北两个文工团调来近六十名文工团员,作为艺术骨干培养、使用。象高秀英等一些四十岁以上的女演员,只能退居二线,在新排演的许多现代戏中演演老旦什么的,即使也还演一些传统戏中的主角,但重点加工的戏已轮不到她。例如;当时省扬花了很大人力财力新排的《白蛇传》,一方面不对她的戏路,更主要的是她当时已不居于中心位置,选戏自然不可能首先考虑她了。
    生活中常常会出现许多事与愿违的事。重点加工的《白蛇传》在夫子庙秦淮剧场首演时,平均上座率为百分之七、八十;而高秀英主演的一般上演剧目《秦香莲》、《赵五娘》,既没有富丽堂皇的布景、灯光、服装,只是身穿一件黑色青衣披,头扎一条绿绸巾,也没进行大的宣传,却场场暴满。当时演陈世美的周小培是一个出了名的说损话者。他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跑到后台说:“我只听说观众有三分金眼,三分银眼,没想到还有三分绿瞎眼!”
    高秀英一听他在咒骂观众,便在下了戏后,严肃地找周谈心。周说:“我的高大姐哎,我哪里是骂观众,我是‘辱诘’那帮小子的。”
   ‘辱诘’是扬州土语,含挖苦、讽刺之意。周说那段金眼、银眼、绿瞎眼的潜台词,实味是不要看你们把《白蛇传》当成重点,可是观众不吃你们那一套,还是要看他和高秀英演的《秦香莲》。因此,他用了一个绿瞎眼的贬意词,仿佛观众是瞎了眼,误买了高秀英和他的票。
    其实,高秀英的第二个烦恼,就是针对上述种种原因所出现的,不过,她没有象周小培那样露骨地暴露出来罢了。
    高秀英的第三个烦恼是,不习惯集体生活。自从她与高玉卿结婚以后,生活上一直有人照顾,开始是高玉卿的干娘,干娘死后是高玉卿的父亲。虽不说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可也差不多。一但离开了家庭,一个人跑到南京来过集体生活,吃大锅饭,自然是不习惯的。最使她头疼的是,每天要按时上下班。早上,一般都是八点上班,不能算早,可她长期过惯夜生活,所以一到早上就象害大病似的,怎么也爬不起来。但刚建团那阵,文工团员是非常习惯集体生活和军事化生活的。在形势迫使下,她起不来也得咬牙起,这给高秀英在生活上带来很大压力。就在这段期间,有的民间职业剧团曾动员她离开省团到他们那里去唱,不但可以挂头牌,还保证她拿票头,每天收入不低于十元,一个月就是三百,比她当时的工资每月八十五元要多二百多, 这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高秀英事事依靠丈夫,自是缺点,但从另一面看,也有好处,即不论遇到什么事,她都不会一个人作决定。而是要找人商量商量再说。但她不习惯找领导汇报自己的思想,高玉卿又不在身边,而在南京,她唯一可以信赖的朋友就是前面介绍过的张月娥。高秀英一开始唱戏,就与张同班,虽然论班辈他们算同辈,可张比高出道早,青年时代曾有苏北梅兰芳之称,是个男旦。到南京解放时,他已年近五句,偶而登台也只唱老旦了,主要精力用于领导南京市实验扬剧团。
    由于张月娥一解放就任团长,经常同市文化处领导接触,对党的方针政策要比高秀英了解得多,所以他竭力劝阻高秀英不能太近视,必须从大处着眼。民间职业剧团可能在经济收入上一时比国家剧团高,但它没有保障。而省团则不然,不但政治地位高,演出条件也好得多。
    原任苏北实验扬剧团的艺人副团长也是这样劝说高秀英的,她终于在“听人劝,得一半”的市民哲学思想指导下,不声不响地继续留在省扬剧团。


(责任编辑:汤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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