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中,我携在美出生的孙儿、外孙返国度假,以增进他们对中华文化的了解。所以一下飞机的次日,即冒酷暑与之去了北京,随后又观光了古城扬州、苏州……
有幸,在此期间,欣逢省扬剧团经过五年精心雕刻的《
尽管两个孩子对剧情故事,对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均不理解,但,他们却兴致勃勃地从头看到尾,并感到十分新鲜地向我提问个不停。我于是便从剧本的故事谈起……就这样谈着谈着,不禁使我忆起亡友
我和江公五十年代初同在省京剧团共事,他任副团长,我作导演。由于我俩都热爱戏曲,特别是京剧,加之,彼此生活趣味相投,闲时常把酒论戏,从而,几十年来,我们交住不断,成为挚友,直至1990年他病逝。
江苏文艺界为什么都尊称他为江公:一是他出身革命世家,其六叔江上青为新四军皖东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江公本人1939年即参加了革命;其弟江泽民早在解放前,就读上海交大时即秘密加入地下党。二是江公家学渊源,祖父系扬州名医,琴、棋、书、画俱精;江上青投笔从戎前乃是上海文艺大学高材生;九叔江树峰解放后长期任扬州文联主席,是诗、词高手;而他自己不但历史知识渊博,更对古典文学造诣极深,所以,几十年来,我写的剧本无不请他给予指点。但他始终虚怀若谷,为人和蔼可亲。八十年代初,他着手改编曹禺的话剧《
在这一问题上,不但在当时,就是现在我依然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给予新的诠释和处理,不但允许的,而且是应该的,只有求新求变才有进步。何况戏剧并不等同历史,而对历史的认识,也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如果说剧中人的思想认识会受时代的局限,难道剧作家的思想就不受时代的局限的吗?
远在四十年代郭沫若写的《屈原》,六十年代写的《蔡文姬》,不都是话剧史上的不朽之作吗!郭老在写《蔡文姬》时曾坦言:“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特别是对曹操这个历来被作为奸雄的人物而加以歌颂,使曹操成为解决矛盾,变悲剧为喜剧的关键人物,不也是成功之作吗!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江公,虽然他为改编《
1995年省扬剧团袁振奇同志,力排众议,以曹禺同名话剧为母本,根据江公的遗作重新改编,前后经过五年的辛勤劳动,多易其稿,精益求精,全团上下,团结一心,终就在1996年底进行首演,并被省委、省政府指定为当时召开的全省文化工作会议专家演出。后又参加省第二届戏剧节,获优秀剧目奖等20多个奖项。1999年由省电视台摄制为四集电视剧,先后获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戏曲片奖、省五个一工程奖。2000年在第六届中国艺术节中进行展演。
江公!虽然17年前你改编的《
弹指间,你已离开我们十一年了,看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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