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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或许会认为，这些规定一定没有很好地实行。其实不然，在朱元璋和其儿子朱棣时期，这些禁令都威力巨大。对于违背禁令的人，处罚也是极端严酷，毫不手软的。朱元璋在大街上建造高楼，让士卒在上面侦察，听到谁家有弦管之声，就立即派人抓捕归案，然后倒悬着绑缚楼上，不断灌水，直到他死亡为止。府军卫千户虞让男和虞瑞，吹箫唱曲，被人举报，朱元璋大怒，命人逮捕归案，割去上唇和鼻尖，并且通令全国：以后但有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的打断双手、踢球的卸掉腿脚……这种严厉措施面前，谁敢马虎？ 元朝的皇帝出身游牧民族，对于中原汉族钳制思想的做法，学得很不到家。因此，元朝不知笼络、羁縻知识分子的好处，长期拒绝科举考试，大量知识分子没有机会染指政权、分享权力，日子过得落魄。所谓“九儒十丐”，知识分子的地位连娼妓都不如，仅仅比乞丐稍稍好一些。浪迹江湖的知识分子没有什么指望，就写出了大量的杂剧，抒发心中的不快。而不管他们的杂剧里写什么，元朝的皇帝也不闻不问。 这样的局面，在明朝就结束了。明朝的朱元璋目光锐利、嗅觉灵敏，从戏曲中看到了不利皇权的异端邪说。他一上台，就制定了严厉的戏剧政策。其大要是，只许特定人士，也就是户口隶属乐籍的贱民优伶，才可以唱戏，其他任何人唱戏都属犯法；严厉禁止传唱、演出淫秽之音乐戏曲，如《西厢记》；严厉禁止在戏曲中扮演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除此之外，朱元璋还通过让隶属乐籍的乐人穿戴特殊的服饰，比如让优伶戴绿帽子，禁止优伶与良人婚配等措施，让社会形成贱视戏曲演员的风气，来遏制人们对于戏曲的兴趣。 与朱元璋相比，朱棣对于禁止扮演帝王后妃更是热情高涨，或许这个靠野蛮杀戮而从侄子手中夺来江山的暴君，格外敏感于人们对历史上的一些暴君的议论，对号入座是其一根筋的偏执思维。他下令烧毁一切有关帝王后妃之类的剧本，并且恶狠狠地发布指示说：“这等曲词，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朱元璋禁止人们演有关帝王后妃的戏，而朱棣则连人们藏有这样的剧本，都要治罪杀头，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朱元璋父子的禁戏政策，后来松动了。明朝中后期有大量极其优秀的戏曲作品诞生，如《牡丹亭》等，就是政策松动的明证。“戏禁”政策的松动，是因为看戏听曲是当时最先进最时尚的娱乐方式，政府对社会控制力的减弱已经无力压制人们的文化娱乐追求；到了明朝的中后期，那些沉溺于享乐主义的皇帝自身就非常喜欢看戏，朱明皇族还有一些艺术水平极高的剧作家，一些藩王家里有水平很高的演艺班子，听曲看戏是整个社会从上到下的爱好，朝廷也就默认放任了。 有趣的是，取明朝天下而代之的满清统治者，对于明朝朱元璋父子的禁戏政策，却是照单全收。从康熙年间开始，朝廷对于戏曲的内容、演出、角色，甚至观众、服饰、化妆，都实行严格限制，并进行剧本审查和演出许可。《大清律例》规定说，“凡乐人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及先圣先贤、忠臣烈士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与同罪”。大清朝还规定，禁止一切晚上演出活动。无论城市乡村，有人晚上演戏，就要将为首的人，不但打一百大板，还要枷号一月（就是让犯人带着沉重的枷锁当街示众一个月）；地方保甲不予查拿，也有责任，也要挨８０大板；当地的其他官员，还要被中央组织部门追究责任，给予处分。在清朝这样的禁令面前，一度出现“寺院无妇女之迹，河下无管弦之声，迎神赛会绝编”的现象，文化界万马齐喑，毫无生机。 限制方面，他照样禁演《西厢记》以及《水浒》等戏。禁《西厢记》是因为皇帝认为它涉黄，有伤风化，禁《水浒》戏是怕人们从戏曲中得到启发，起而反抗暴政和强权。乾隆毕竟是专制主义的老手，深深知道戏曲这种东西本身是一种工具，完全可以为我所用为我服务。乾隆皇帝要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戏曲，宣传和灌输他的意识形态，让目不识丁的老百姓在耳濡目染之中接受皇朝的价值观。于是，他组织大量御用文人，一面按照皇帝的需要修改历史上的名剧，一面也创作合乎皇帝口味的新作。这样，乾隆皇帝时期，终于又一次迎来了中国戏曲发展的热闹局面。热闹繁华之下，戏曲本身却非常不幸地沦落成为专制皇权涂脂抹粉的油彩。和明朝后来的皇帝不能恪守祖宗规定一样，清朝后来的皇帝也难于把禁戏的政策坚持到底。清朝那个自命风流的乾隆皇帝，本身就是一个戏迷。当然，和明朝的皇帝不一样，他虽然是戏迷，但他并没有放开戏曲，而是又发明出种种影响超出清朝本身的新法子，对于戏曲，一面限制，一面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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