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或许会认为,这些规定一定没有很好地实行。其实不然,在朱元璋和其儿子朱棣时期,这些禁令都威力巨大。对于违背禁令的人,处罚也是极端严酷,毫不手软的。朱元璋在大街上建造高楼,让士卒在上面侦察,听到谁家有弦管之声,就立即派人抓捕归案,然后倒悬着绑缚楼上,不断灌水,直到他死亡为止。府军卫千户虞让男和虞瑞,吹箫唱曲,被人举报,朱元璋大怒,命人逮捕归案,割去上唇和鼻尖,并且通令全国:以后但有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的打断双手、踢球的卸掉腿脚……这种严厉措施面前,谁敢马虎? 元朝的皇帝出身游牧民族,对于中原汉族钳制思想的做法,学得很不到家。因此,元朝不知笼络、羁縻知识分子的好处,长期拒绝科举考试,大量知识分子没有机会染指政权、分享权力,日子过得落魄。所谓“九儒十丐”,知识分子的地位连娼妓都不如,仅仅比乞丐稍稍好一些。浪迹江湖的知识分子没有什么指望,就写出了大量的杂剧,抒发心中的不快。而不管他们的杂剧里写什么,元朝的皇帝也不闻不问。 这样的局面,在明朝就结束了。明朝的朱元璋目光锐利、嗅觉灵敏,从戏曲中看到了不利皇权的异端邪说。他一上台,就制定了严厉的戏剧政策。其大要是,只许特定人士,也就是户口隶属乐籍的贱民优伶,才可以唱戏,其他任何人唱戏都属犯法;严厉禁止传唱、演出淫秽之音乐戏曲,如《西厢记》;严厉禁止在戏曲中扮演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除此之外,朱元璋还通过让隶属乐籍的乐人穿戴特殊的服饰,比如让优伶戴绿帽子,禁止优伶与良人婚配等措施,让社会形成贱视戏曲演员的风气,来遏制人们对于戏曲的兴趣。 与朱元璋相比,朱棣对于禁止扮演帝王后妃更是热情高涨,或许这个靠野蛮杀戮而从侄子手中夺来江山的暴君,格外敏感于人们对历史上的一些暴君的议论,对号入座是其一根筋的偏执思维。他下令烧毁一切有关帝王后妃之类的剧本,并且恶狠狠地发布指示说:“这等曲词,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朱元璋禁止人们演有关帝王后妃的戏,而朱棣则连人们藏有这样的剧本,都要治罪杀头,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朱元璋父子的禁戏政策,后来松动了。明朝中后期有大量极其优秀的戏曲作品诞生,如《牡丹亭》等,就是政策松动的明证。“戏禁”政策的松动,是因为看戏听曲是当时最先进最时尚的娱乐方式,政府对社会控制力的减弱已经无力压制人们的文化娱乐追求;到了明朝的中后期,那些沉溺于享乐主义的皇帝自身就非常喜欢看戏,朱明皇族还有一些艺术水平极高的剧作家,一些藩王家里有水平很高的演艺班子,听曲看戏是整个社会从上到下的爱好,朝廷也就默认放任了。 有趣的是,取明朝天下而代之的满清统治者,对于明朝朱元璋父子的禁戏政策,却是照单全收。从康熙年间开始,朝廷对于戏曲的内容、演出、角色,甚至观众、服饰、化妆,都实行严格限制,并进行剧本审查和演出许可。《大清律例》规定说,“凡乐人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及先圣先贤、忠臣烈士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与同罪”。大清朝还规定,禁止一切晚上演出活动。无论城市乡村,有人晚上演戏,就要将为首的人,不但打一百大板,还要枷号一月(就是让犯人带着沉重的枷锁当街示众一个月);地方保甲不予查拿,也有责任,也要挨80大板;当地的其他官员,还要被中央组织部门追究责任,给予处分。在清朝这样的禁令面前,一度出现“寺院无妇女之迹,河下无管弦之声,迎神赛会绝编”的现象,文化界万马齐喑,毫无生机。 限制方面,他照样禁演《西厢记》以及《水浒》等戏。禁《西厢记》是因为皇帝认为它涉黄,有伤风化,禁《水浒》戏是怕人们从戏曲中得到启发,起而反抗暴政和强权。乾隆毕竟是专制主义的老手,深深知道戏曲这种东西本身是一种工具,完全可以为我所用为我服务。乾隆皇帝要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戏曲,宣传和灌输他的意识形态,让目不识丁的老百姓在耳濡目染之中接受皇朝的价值观。于是,他组织大量御用文人,一面按照皇帝的需要修改历史上的名剧,一面也创作合乎皇帝口味的新作。这样,乾隆皇帝时期,终于又一次迎来了中国戏曲发展的热闹局面。热闹繁华之下,戏曲本身却非常不幸地沦落成为专制皇权涂脂抹粉的油彩。和明朝后来的皇帝不能恪守祖宗规定一样,清朝后来的皇帝也难于把禁戏的政策坚持到底。清朝那个自命风流的乾隆皇帝,本身就是一个戏迷。当然,和明朝的皇帝不一样,他虽然是戏迷,但他并没有放开戏曲,而是又发明出种种影响超出清朝本身的新法子,对于戏曲,一面限制,一面利用。 (责任编辑:水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