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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人来说，韩琪实在是个生疏的名字。他不是什么名师大腕，甚至，他并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什么人物。或许，只有那些上了年岁喜好看戏的长者，才能从恍惚的陈年记忆中搜寻出稍许的蛛丝马迹。不错，他就是我国传统名剧《秦香莲》中的那个家将。虽然，剧是名剧，但韩琪实在是一个完全可以被记忆淡漠甚至忘却的角色。至少，他永远不会如陈世美或秦香莲那样深入人心，成为东方文化中一个经典的意象。直到近日听闻某镇30多名农民被铁路施工队数百名统一着装、头戴安全帽、手持木棒铁锹的“不明身份”人员围攻殴打致伤的事件后，我才不能不怀念韩琪，怀念起这个或许根本就虚无飘渺的人物来 ??熟悉《秦香莲》剧情的人都知道，在剧中，韩琪只是个受雇于陈世美，奉严命去追杀秦氏母子一个小角色。毫无疑问，杀掉秦氏母子就是他唯一的使命和目的。但当他得知事实真相后，终以恻隐之心战胜了利害计较，放走了秦氏母子。编剧为了突出他的高尚人格，最终让他拔剑自杀了。其实，宋朝地广人稀，且无严密的户籍身份管理制度，韩琪完全可以不回陈府，改名换姓，远走他乡，另谋生计。但戏剧就是戏剧，毕竟不是生活。在韩琪身上，只不过是寄托了中国人一个“从道不从君”（荀子语）与“不受乱命”的朴实道德责任观而已。 ??可惜，在以经济利益驱动的今天，在金钱至上的现世，这样的道德观已经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抛弃和忽略，已经珍稀得有近乎于无了。在互联网上，只要你随便键入“殴打农民”这样几个字样，便能轻而易举地扫出一大筐形形色色的报道来。如果你不小心键入的是“农民工”字样，那保准你收罗到的更是一些惨不忍睹的结果。由此可见，6月20日某镇农民被围攻殴打，即或是有一人被殴致死了，放在全国这样举不胜举的诸多案例中来，也的确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难怪，我们的身边会有这样的集体麻木和集体沉默。或许，我们真的已经习惯了这些，习惯了这种可怕的习惯。 ??我一直在想，那些殴人者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又不是没有情感的机器人，怎么忍心对面前那些可怜的农民下狠手呢？我相信，即或是他们再“分乘”了怎样的“卡车”，再怎样的“统一着迷彩服、头戴安全帽、手持木棒铁锹”，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些临时雇用的农家子弟，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薪酬待遇比起那些呻吟在血泊中的手无寸铁的农民来也高不了两篾片。更或者，昨天他们也许就还就是这些农民中的一员。那么，究竟是什么在使他们痛下杀手而毫无顾忌呢？诚然，用“阶级兄弟”、“阶级感情”之类来要求他们固然是从前流行的阶级分析理论，显然是早已不足为训了。但就是再退上一万步、一亿万步来讲，“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这些古已有之的说法，这些连动物尚且具有的本能的“连类及己”的悲悯感，我们这些自诩为文明时代的“万物灵长”，怎么就反而丧失了呢？我甚至宁愿相信，那些“手持木棒、铁锹”围攻殴打农民的只是一些幻化了人形的器物或东西。因为，即或是称他们为野兽，也实在是要让真正的兽们蒙羞的啊。 ??我知道，一定会有一个这样振振有辞的理由来驳斥我们的质询：我不过是一个执行者！我不过是在执行上边的指示。哪怕就是在向手无寸铁的农民-------那些本该被我们呼作父老乡亲的人们施暴时，我们也可以心安理得地说自己只是在执行雇主的命令。中国近代史上，那些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之后，我们就都不是这样轻松地擦拭着手上罪恶，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向了其他？于是，没有了触及灵魂的拷问，没有了深刻的反省，我们永远都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于是，历史的车轮向前滚过了多少年以后，这样的罪恶还是如阴魂不散一般，时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在惊呼大白日撞鬼时，却没有人仔细地想一想，鬼就在我们心中！ ??的确，在任何道义面前，生存永远都是第一要义。特别是在越来越物质利益化的今天，舍生取义也就只能是昔日的一个童话或明天的一个梦想。面对了生活的真实，“饭碗”的意义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人心过，而保住“饭碗”就无可辩驳地成了我们一切行动的前提。于是，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干一些违心的事，不得不屈从于不正当的乃至违法的指令，“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诸如此类的人生理念，越来越多地被人们认同、实践着，最终成为一种社会的漠然和习惯。 ??此时，我忽然明白了，韩琪的自杀，其实根本不是什么他无法平抑自己内心的愧疚，而是他不能不死！这才是生活的真实。但，当那些尚未泯灭的良知，其最终的结局依然是不得不死时，恐怕，这才是我们这个社会更可怕的！也是更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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