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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繁荣与变动，对社会文化是有力的拉动。唐代扬州最称富庶，是人文荟萃之区，许多诗人为扬州所吸引，联翩而至，写下了为数甚多的歌咏扬州的诗篇。“烟花三月下扬州”，“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十里长街市井连”，“夜市千灯照碧云”，“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等华章名句，道尽了扬州的繁华，也留下了历史的记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扬州洋溢出的青春气息，给诗人们以极大的感染，对他们的诗风有良好的影响，只要遍读一下唐代诗人的扬州诗，就会得到深刻的印象。

　　经济对文化的作用，在清代中叶体现得最为明显而具体。清代扬州学派成就巨大，有人认为，这反映了另一面：慑于清政府文字狱的严密，使学者不得不向故纸堆中讨生活。其实这是一面之词。慑于文字狱，可以表现的形态很多，怎能因此而造成学术上的登峰造极。实事求是地说，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当时“政局稳定，生活安全，使学者有余裕以自厉其学”。这就是说，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经济发展，学者不需为日常生活发愁，才能一心一意做学问。当时扬州的经济，确能有这样的保证。还需注意到，清代与唐代有所不同，同是经济繁荣，还产生了一些士商关系的变化，士和商不再是两不相干的阶层，而是士商合流或亦儒亦商。与扬州学派有渊源关系的戴震，父亲是徽州市商，戴震少时曾跟随父亲在外经商。扬州学派中阮元的母亲出身盐商家庭，凌廷堪是徽商之子，年轻时有过经商的经历；汪中年轻时是扬州一家书店的店员，也是学商的。《扬州画舫录》记载过一位经学家纽树玉，是一个贩运木材的行商，“每负贩往来，必经邗上（扬州），留与邑中经学之士讲论数日乃去。”真是做生意不忘治学。社会经济富裕，商人富有，学者间富于同情和互动，加上这种社会环境中的思想较为解放，学术昌盛就有其必然性。当时相继而起扬州画派、广陵词派、广陵琴派、广陵棋派、扬州曲艺等等，都是这一土壤的产物，扬州有广阔的文化市场。

　　商人，主要是扬州盐商，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使转而向文化发展。一是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由商人而进入文化人之林；一是扶持社会文化事业，乐于出钱出力。具体的一些人物和活动，已成为扬州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如著名的“扬州二马”，“富藏书，喜结交文士”，为学者的撰述提供种种方便，并为他们刻书流传，他们自己也有著作传世，至今为人所称道。盐商们对扬州教育事业的关注，尤有普遍意义。显著的例子如雍正末年，“二马”之一的马曰琯独力重修扬州著名的梅花书院。乾隆初，汪应庚捐资五万余金重修扬州府学，又捐银一万三千余两，“置学田一千五百亩”，“以待学宫岁修及助乡试资斧”。嘉靖间，洪箴远捐资在扬州十二门各修义学一所，供贫家子弟入学。书院学府培育了不少人才，汪中即是进入盐商出资兴办的书院读书，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当时扬州的安定、梅花书院，仪征的乐仪书院等，均隶属于盐运使管辖，以财赋之余培育人才，教师的待遇亦较他处为优。盐运使的财赋来自盐商，扬州的书院全靠盐商财力支持。这本身就是优良的文化传统。

　　康熙时命曹寅在扬州主持辑校刊刻《全唐诗》和《佩文韵府》，乾隆时在扬州汇编《曲海》和雕琢大型玉山《大禹治水图》，颁赐的扬州文汇阁《四库全书》要由两淮盐运使负责管理，这固然由于扬州的雕版印刷、漆玉工艺的水平十分精湛，各种人才聚集，但根本的一点，还是借重扬州的财力，主要是盐商的财力。

　　大造园林在盐商中蔚然成风，有“扬州园林甲天下”之称。现在扬州的园林，多是那时留存下来的。园林风格豪放与婉约兼蓄，创造了一种富有扬州个性的园林文化。

　　消费的需要带动了消费的产生。当时扬州的茶楼、酒肆、浴室、书场、戏台遍及城乡，在全国首屈一指，形成并逐步丰富了一种消费文化，淮扬菜系臻于成熟，搓背、修脚有了规范，由满足口腹之欲和人体之需上升为有美学意味的艺术。这又反过来引起人们的休闲兴趣，“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饮茶和沐浴），成为普遍的生活现象，并在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一种精致来。

　　扬州经济在扬州文化上的体现，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扬州是交通发达的地区。隋唐以来，由于运河的开凿和充分利用，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和运河长江交汇处的扬州，成为南北河运、东西江运水陆交通的总枢纽。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造成了扬州经济的繁荣和发达，促进了扬州与国内外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