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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读了学者许锡良先生的一篇名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中为什么女流氓多》的文章，窃以为许先生的结论完全错了。 许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应该算阴性文化，这大抵没错，只是概念有点问题。可他接着说，造成这种阴性文化的根源是由于一个“女娲捏人”神话故事。 传说中国人都是女神女娲捏的，而《圣经》里的人则是男神上帝造的，先造男人亚当，再用男人的肋骨造女人夏娃。由此使得中国和西方“各自埋下的性别基因大不相同”。这就太过武断了。 先姑且不论女娲身旁还站着两个比她名号大得多的男神盘古和伏羲，事实上神话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像《圣经》在西方那样成为显学，神话对中国人的影响力实在有限得很。 造成这种阴性文化真正的罪魁祸首，应该是封建极权制度和儒家伦理道德观。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存天理、灭人欲”等口号的长期浸润下，国人才会呈现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一副死相，说笑就是放肆”这种表情。 中国的正统文化其实就是一种禁锢文化。而禁锢文化表现的就是一种“忍、顺、让、柔”的阴性文化。这种文化也可称作主流政治文化。 但在民间，对那些高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文人墨客来说，他们的文化一点都不呆板，也不阴性，即便是描写心灵柔软的一面，也特别具有野性美。 主流政治文化禁锢得越紧，山野文人的性灵之作就会越发放肆，甚至打着“存天理，灭人欲”的幌子，大写特写男欢女爱。比如明代色情小说的兴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些民间写手用了十几加仑的墨水写尽了男女香浓艳极的欢场，最后只用几滴道德批判的墨水予以总结。 在极长的封建专制社会，女人一直生活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如果说男人都被极权文化干涸得像路边泥坑里的一条濒临死亡的鲋鱼，那么女人绝对像鲋鱼那双空洞而呆板的眼睛。这样一个“憋闷”的社会，几乎所有的男性都在内心呼唤“女流氓”的出现。求仁得仁，“女流氓”自然一个个蹁跹而至。七仙女一下凡，见到老实巴交的砍柴郎董永，就拦住要结婚，要交媾，要生子。春心荡漾的女同学祝英台几乎把沿途的事物都比作了性爱对象，无奈男同学梁山伯就是脑壳不开窍。《聊斋》里的花妖狐魅个个流氓气十足，她们调戏书生的种种情形全印在了每个青年读者躁动的心灵深处。至于《西游记》里的女妖怪、女公主、女国王，个个骚情大发，但革命意志坚定的唐僧把头一摆，双手一推：少来啦！ 这么多“女流氓”从哪里来？是从男性作家的笔下而来的，是从广大男同胞的心中走出来的！在现实的情爱中，中国男人一直处在攻势，正经男人，七八十岁了，要纳一个十八岁的小妾，轻而易举。而不正经的男人，见到美女就抢回山上做押寨夫人，或者干脆像高衙内那样，不管你结没结婚，只要自己看中了，就必须搞到手。中国男人在强权面前，也许唯唯诺诺，像条死鱼，但在女人面前，不管是皇帝还是农夫，都是生龙活虎的霸王。 就因为昔日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在情爱面前太被动，性灵作家才会在戏文中意淫出大批女流氓。一方面是为广大女性被动的性爱角色打抱不平，同时也有“盘活”性爱之乐的意味。于是就在戏文里安排几个老实的活宝，个个乖巧得像绵羊，一点伤害力都没有，让她们只管放心大胆地去调戏。如果由此推出中国古代阴盛阳衰的结论，就错得太离谱了。 依我看，戏文里的女流氓不但不是许先生所说的“中国专制极权黑暗统治的折射”，反而是山野作家反抗专制极权、激活民间性灵的巧妙手段。它不但不会让“中国男人从此丧失热情、勇敢、智慧和阳光的生命原始力量”，反而会因为女性对情爱至死不渝的追求，而激起广大男性对自由个性的表达和对封建极权的反叛。 换句话说，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如果缺少这些“女流氓”，国民被极权钳制已久的面相一定更差，更死气沉沉。只可惜这样的女流氓太少了，而且还只是在戏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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