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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赵建新
剧作家张弘先生认为，扬剧《郑板桥》是罗周的戏曲创作从“自觉”之境进入“自由”之境的一个标志。此说当是张弘先生检视罗周大多戏曲作品之后做出的评价。笔者认为，仅就罗周的传记体戏曲作品而言，其在结构上的尝试与突破也确实达到了这种境界。 该剧写了主人公郑板桥从1735年到1759年长达25年间的人生历程。要把郑板桥的这段跨越中年到晚年的历史展现在戏曲舞台上，剧作家可能有多种写法，但无外乎从以下几方面着力：一是写郑板桥的为官生涯。他从一介布衣到十年县令再到去官归隐，人生的进退之道和命运的跌宕起伏，最终指向的是其不甘沉沦的精神坚守；二是也可以写郑板桥的为画生涯。写郑板桥不能不写其诗、书、画“三绝”，尤其是他的绘画。作为有清一代的大画家，他的人生是和绘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写郑板桥的“画”，目的并不是要单纯展现其画技之高超。画品即人品，写“画”自是为了写“人”，正是在幽兰、瘦竹和柱石中，郑板桥寄托了其人格理想。古代文人画艺绝佳者数不胜数，但像郑板桥以卖画为生且在《板桥润格》中明码标价者似乎也不多见，分明是俗不可耐之事，但出自板桥之口，却让人感到率真与可爱，以此入戏，自然也好看好玩。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写法，才子佳人的爱情线路自然也是屡试不爽的做戏妙招，郑板桥与妻徐氏、妾饶氏之间的悲欢离合未尝不能编出一出好戏。当然，如果剧作家的野心足够大，上述三种写法也可以兼顾，只是在主次轻重上要做些选择罢了。
罗周在扬剧《郑板桥》中是选择了以上哪种方式呢？她选择了最后一种，也是最难的一种。这种选择的好处是能较为全面地从为官、为画之道展现郑板桥的精神风骨，但同时也让作品面临“拼贴”和“杂糅”的危险，因为对艺术家传记体作品而言，如何把艺术家的技艺融入核心故事，这是对剧作家最大的考验，搞不好就会是两张皮，让艺术家的技艺沦为舞台上点缀的噱头。扬剧《郑板桥》最成功的就是首先解决了这一难题，创造性地把“三画”融入了其为官之道，把主人公震古烁今的绝世画技扎实地构建在了核心故事之中：“画兰”是为官之前，明为替县令断案伸张正义，但也为进京殿试获取了资助；“画竹”是为官之时，开仓赈灾不惜搭上自己的仕途前程；“画石”则是为官之后，与寒士惺惺相惜慷慨相助，《石头记》终于得见天日。全剧把郑板桥的“三画”巧妙置于“画枷”和“石头”两场戏和一个“楔子”之中，紧扣人物命运，恰如板桥自己所言，“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剧作家在对郑板桥“变”与“不变”的诗意书写中完成了作品的题旨。
那么，这“三画”又是构建在一个什么样的核心故事之上的呢？在郑板桥从壮年到晚年的25年生涯中，他遇见了很多人，也遭遇了很多事，选择多个人物和事件逐一深耕细作，从各个角度描摹主人公的人生阶段和精神侧面，这是人物传记体舞台作品常规的写法，也即“一人多事”的方式。这种写法因为不符合常规的“一人一事”的结构方式，缺少情节的主线路，所以悬念感较弱，很难吸引人，其成功的前提是必须每个戏剧单元都要营造足够的戏剧悬念和戏剧张力。昆剧《顾炎武》便基本是这种写法——“别母”“别友”“别徒”渐趋深入，一代宗师的精神内涵也渐次得到揭示；到了《瞿秋白》便有所突破，此剧虽也基本遵从了这种“一人多事”的结构，但因为有了“昼”戏中主人公的身陷囹圄毫不畏惧的自省自查，在结构上便以“取义”成功地统率了“夜”戏的“溯源”“秉志”“镌心”三场，使全剧浑然一体。
罗周在《郑板桥》中对这种结构方式又有所突破。剧作家在郑板桥身边安置了两个配角——卢抱孙和张从。郑板桥25年的人生始终和这一官一商的命运纠缠在一起，用这一官一商的权变、沉沦和放弃，足以凸显郑板桥这个真正“仕”者的朴素和坚守。这种结构方式既不同于传统戏剧“一人一事”，也不同于传记体作品的“一人多事”，而是采取了融合式的策略。与“一人一事”的结构相同之处在于，它的戏剧行动和情节有统一的地方——以郑板桥和两个官商朋友卢抱孙和张从的关系发展变化为主线，但这一主线不是实体性的情节行动线，而是围绕三个人在20年间的变与不变来展开的：当官的从意气刚正到利害权谋，经商的从唯利是图到机变狡诈，不变的唯有郑板桥这个书生。这条主线并不特别强调故事情节，而是若隐若现，构架起了官商士三者的关系，凸显了郑板桥的人格。与“一人多事”的结构相同之处在于，在这条主线之外，又辅之以分散的戏剧单元——除卢抱孙和张从之外，又分别在郑板桥和饶五娘、寒士等人之间搭建起几组关系单元，进一步烘托郑板桥的情感、情趣与情怀。全剧以上本“十载扬州作画师”和下本“任尔东西南北风”统摄“道情”“偷儿”“画枷”“前缘”“归客”“虹桥”“狗肉”“石头”八场戏和一个楔子“一枝一叶总关情”，打破了惯常四折一楔子的形式，不拘一格，编织穿插，匠心十足，已臻化境。
此剧在结构上的自由之处还表现在，郑板桥此类人物的民间传说非常之多，写文人题材牵扯到的诗画典故也很多，如何把这些类似“段子”的民间故事和诗画典故融入核心故事和核心人物，这对编剧也是一个考验。在《郑板桥》中，从“缺一少十”的对联到帮助卢抱孙断案，从山东赈灾的“一枝一叶总关情”到《石头记》的曲子《飞鸟各投林》，穿针引线之间无不让这些类似单摆浮搁的素材和细节紧紧黏合于人物塑造之上。
作者 / 赵建新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戏曲艺术》编审，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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