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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历史剧必须带着剧作者所处的时代精神”（陆文壁《曹禺访问记》），现代著名戏剧大师曹禺先生如是说，亦如是做。其有生之年创作的最后一部话剧《王昭君》实践了其历史剧的创作思想。二十余年之后的今天，戏曲样式的历史题材剧又将如何展示剧作的“时代精神”？近期，江苏省扬剧团为迎接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而推出的新版扬剧《王昭君》作了大胆而有益的尝试。该剧晋京前曾在南京紫金大戏院公演，场场爆满，大受社会各界欢迎，尤其是许多年轻人表现出难得的对戏曲演出的激赏。戏曲演出获得现代观众的如此热情，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现代生活中的观众对传统戏曲经过从主题表达到演出手段全方位现代化处理之后的充分肯定。
以昭君出塞为题材的历史剧，从最早出现的元人马致远《汉宫秋》杂剧，到明代无名氏《和戎记》传奇、陈与郊《昭君出塞》杂剧，再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期郭沫若《王昭君》话剧、七十年代末期曹禺《王昭君》话剧等，都体现了一定的现代化。
昭君出塞的史实很早见于《后汉书·南匈奴传》：“昭君字嫱，南郡人，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昭五女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历史上的昭君故事的发生背景显然不是胡强汉弱，但是，《汉宫秋》却写西汉王朝国势羸弱，在匈奴的强大压力下，汉元帝忍痛割爱，将爱妃王昭君遣送匈奴和亲，昭君忍受屈辱，凄惨远别，至黑龙江投江而死。身处蒙元压迫下的马致远借《汉宫秋》反映了元帝国统治下尖锐的民族矛盾，表达了其强烈的民族反抗情绪。明代无名氏《和戎记》传奇和陈与郊《昭君出塞》杂剧都出现在明王朝“土木堡之变”之后的万历年间，虽然与“土木堡之变”相隔百年，然而晚明之前明王朝对外关系中唯一的一次国耻却让晚明的人们刻骨难忘，《和戎记》和《昭君出塞》二剧，便是这种时代的产物。《和戎记》的情节与《汉宫秋》大致相同，只是将昭君投水而死的地点由黑龙江改到了乌江；《昭君出塞》则写昭君被迫出塞，一路手弹琵琶，诉说内心的哀愁，众人将其送至玉门关而返，而不言其结局如何。可见，《和戎记》、《昭君出塞》与《汉宫秋》虽然剧情不尽相同，但主题却是相近的，它们都演绎着剧作者无法挥去的民族反抗情绪和忧患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1923年郭沫若在“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感召下，针对妇女解放问题而创作了话剧《王昭君》，该剧与其同年创作的《卓文君》以及1925年创作的《聂嫈》等三剧合称为《三个叛逆的女性》。郭老的《王昭君》一改自马致远至陈与郊等人将王昭君安排为被迫出塞的情节，而写昭君不甘忍受封建帝王“一夫可以奸淫万姓”的特权，愤然主动请行和番。该剧以“人”的尊严，反对“帝王”的权威；以个性解放的观念，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非常清楚，郭老《王昭君》的创作旨在表达其强烈的反对封建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需要相一致。“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人民文学》11期发表了曹禺先生的话剧《王昭君》。当时，正是拨乱反正之时，曹禺先生经历了“文革”磨难后创作该剧，旨在通过该剧演绎“文革”的罪恶，所以，又改变郭老《王昭君》的反封建主题，而将主题设置在歌颂民族团结、社会安定上。该剧写胡汉两家为了长期的和平相处而决定实行和亲政策，昭君申明大义，主动而愉快地请行。剧中安排处处破坏和亲政策的温敦这一形象，有着明确的时代针对性。“那个时候就有这种人物，大大的两面派，极可怕的人物。”（同上）作者要在戏剧舞台上再现“文革”期间出现的为数众多的投机分子、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的丑恶、自私的灵魂。所有这些昭君出塞题材的剧作，由于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强烈的现代化气息，所以深受当时观众的欢迎。
这次参加会演的扬剧《王昭君》以曹禺先生的话剧同名作为母本，根据江苏戏剧家江蜇君先生的京剧本改编，改编者为袁振奇，导演为俞克平、李明华。该剧首演于1996年底，现在经过加工重排，以新版姿态参加会演。新版扬剧《王昭君》在主题上面临着如何实现戏曲主题现代化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的今天，虽然既不存在《汉宫秋》、《和戎记》、《昭君出塞》中展现的民族矛盾，也不存在郭老《王昭君》中出现的“一夫可以奸淫万姓”的不合理婚姻制度，更不是到处充满着像曹禺先生《王昭君》中所再现的近似于《奥赛罗》中的埃古那样使人必须十分警惕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但是，传统戏曲尤其是有着同题材剧作辉煌演出历史的历史剧，必须立足于继承传统这一本位上，不能空穴来风，否则太熟悉同题材剧作演出历史的观众便会出现接受的障碍。于是，在主题的表达上，新版扬剧《王昭君》首先在继承前人有影响的同题材剧作主题思想这一方面进行努力。曹禺先生《王昭君》所歌颂的民族大团结、民族大融合以及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强盛而勇于献身的精神，正是现在这个时代应该着力提倡和宣传的，特别是作为参加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的的剧目，选择昭君和亲题材，表达民族间友好相处的美好愿望，歌颂为了民族团结与共同繁荣而做出的不懈努力，正是现在这个时代的需要和呼唤。新版扬剧《王昭君》便继承了曹禺先生话剧《王昭君》的主题精神，并直接将曹剧中“长相知，不相疑”的《相知歌》引进扬剧舞台。但是，曹禺先生当年创作《王昭君》时，在追求“高大全”的审美思想的指导下，把主人公写成一个前所未有的为“胡汉和好”而自愿请行的“笑嘻嘻”的王昭君。如果说“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观众能够认同“笑嘻嘻”的王昭君，那么，今天若再让王昭君以“笑嘻嘻”的态度出塞，对人物个性的张扬与命运的发展特别关注的今天的观众则很难予以认同了。基于此，新版扬剧《王昭君》对于《后汉书》及《汉宫秋》、《和戎记》、《昭君出塞》、郭老《王昭君》等剧中昭君“悲怨”的传统形象，进行挖掘，并精心设计。在表现昭君申明大义、自觉请行的同时，又细腻地刻划了昭君离家远嫁的淡淡忧伤、遇到险阻时的痛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摇摆不定的情绪。这样的昭君是有血有肉的昭君，性格丰满的昭君，也是最令当代观众信服和接受的昭君。同时，温敦这一形象也由曹禺先生《王昭君》中的阴险家变成了观众可以理解的人物，他之所以反对和亲是由于认识上的模糊与滞后，而不是出于本质上的反动或个人野心。温敦在新版扬剧《王昭君》中充满内在的矛盾，是昭君之外最具戏剧张力的剧中人物。从人物的内在行动角度刻划人物，成为新版扬剧《王昭君》努力超越历史真实与前人剧作主题的重要方法，昭君、温敦的形象刻划如此，呼韩邪单于的形象刻划也是如此。温敦的错误行为，很容易使汉朝误认为呼韩邪单于对和亲的不诚，若不能及时制止，则有可能毁掉胡汉和亲、世代友好的大业，然而，温敦不仅是呼韩邪单于的妻弟，而且更是与呼韩邪单于同生死、共患难，对匈奴赤胆忠心的战友和忠臣良将。扬剧舞台上的始终处于矛盾中的呼韩邪单于比以往任何戏曲、话剧舞台上的呼韩邪单于更能让观众感动。
历史无法割断，但可以超越。在主题的表达上，新版扬剧《王昭君》既没有完全株守《汉宫秋》、《和戎记》、《昭君出塞》等戏曲“悲怨”的传统主题，也没有将郭老《王昭君》话剧的反封建主题重复演绎一遍，更没有全盘接受曹禺先生《王昭君》话剧的建立于敌我矛盾斗争基础上的民族团结颂歌的主题，而是继承中有所创新，创新时又立足于表达时代主题的本位。
附：
新版扬剧《王昭君》剧照
作者简介：
孙书磊（1966-），江苏连云港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戏剧戏曲学专业博士。主要从事戏剧戏曲学研究。在《戏曲艺术》、《艺术百家》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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