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扬剧《风雨潭》的风风雨雨
摘自我团老团长、江苏省文化厅原厅长王鸿先生的文集代序《夕照金秋》
1980年，我任扬州地区文化处副处长期间，创作了大型扬剧《风雨潭》。写了一个名为风雨潭的水乡，历经土改、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变化，时间跨度30年，主要反映农村一个基层党支书一家人在30年中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并想着力塑造党支书童振山的形象。这个与贫苦农民血肉相连，将自己卖血的钱用来给贫困老奶奶治病的农村基层干部，面对一再来自“左”的错误的打击，屡遭折难，被撤销职务，直至含恨而亡。他的女儿与 右派结为夫妻，对爱情忠贞不渝，遭遇也很悲惨。有些农村领导干部被“左”的旋风刮得晕头转向，而个别势利小人则乘“风”而上，得势猖狂。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拨乱反正，童振山在九泉之下终于瞑目。剧中的不少情节是我多年在农村耳闻目睹所得（如党支书卖血给穷人治病的情节），有些则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由于剧情在脑海里酝酿的时间较久，动笔时很顺畅，六天就写出了七场戏的初稿。当时正值省里来通知，要举办全省戏剧调演，各地可选报一、二台剧目，供省里派人来观摩选拔。我将初稿稍作修改就交地区扬剧团排演了。彩排那天，请分管文教的行署副专员周兴来审查剧目。他看完戏兴致勃勃地上台和演员们一一握手，祝贺演出成功，并向我当面交待：这出戏可以报送省里参加调演。
不久，省里派人来审查剧目，看后对剧本和演出提出了不少意见，对是否参加省里调演，未予表态。当时我和剧团的领导都未介意，因为距调演还有一些日子，我们要抓紧将剧目进一步修改排演。又过了一个月，省里又来了一批人来看戏，看后有人提出剧本的基调过于低沉，演出效果可能不好，能否参加调演，回去请示后再定。诚然，对这样的意见我很难接受，但这是省里派来审查剧目的“钦差大臣”的意见，胳膊扭不过大腿，说不定这一意见被省里某位领导人采纳，这个剧目就失去了参加调演的资格。
当晚，我去周兴家中汇报了省里来人审查剧目的意见。周兴对《风雨潭》是一直支持的，当即表态：“这个意见没有道理，我与周邨通电话。”随即，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省文化局局长周邨家中。通话中，他向周邨竭力推荐《风雨潭》这出戏，并一再表示，这出戏自己已看过几次，没有问题。周兴放下话筒对我说：“周局长已同意这出戏参加调演，你们抓紧准备。”
后来我才得知，战争年代周邨与周兴曾是并肩战斗的战友，周邨任宝应县委书记期间，周兴任县长。可能是周邨出于对周兴的信赖，故而在电话里对《风雨潭》参加省里调演开了绿灯。
《风雨潭》如期参加了省里调演。尽管演出时剧场效果甚好，但演出后的舆论并不一致。特别是调演简报中反映出明显的倾向性，多方挑剔，认为剧情过于松散，过多地暴露了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最后公布评奖结果，《风雨潭》的命运可想而知，编剧奖名落孙山，只评了个演出三等奖。
《风雨潭》在人民剧场进行首场演出时，我们请省委第二书记胡宏来看戏。第二天省委办公厅来电话，通知我次日上午去胡宏书记办公室。我按时去了，胡宏书记招呼我在他身边坐下，很随和，就像当年他在扬州任地委书记时，多次和我们几位《夺印》作者会见时那样。开始，他询问了扬剧团近年来的情况，还提起李开敏、汪琴等几个主要演员的名字，说出她们在《夺印》中扮演的角色。他说：“《风雨潭》的立意很好。”“剧中塑造的党支书形象是成功的，他的言行很有教育意义。”胡宏书记看戏很认真，他对《风雨潭》的每场戏都作了评述，指出了若干不足之处。他要我像当年创作《夺印》那样，“抓住不放”，“要多听观众的意见，他们最有发言权。”
《风雨潭》搬上舞台以后，我和剧团的演职员们对这出戏一直有点“自我感觉良好”；在省里得到胡宏书记的基本肯定，我更觉得心里有底。剧团返回扬州不久，就在小东门桥右侧的红旗剧场对外公演。因为在省里没有拿到大奖，难以营造舆论，也难以组织观众，只能依靠销售门票。原计划演出三场，居然场场客满。由于剧情能在观众中产生强烈共鸣，加之扮演剧中主要人物的石玉芳（饰党支书童振山）、李开敏（饰童妻）、汪琴（饰童女）、李学宽（饰童女婿）、卜桂林（饰县委书记）等唱做俱佳，配合默契，不少观众在观看时被剧情深深感动，眼含泪水。有一个观众连看了三场，还有一个观众看了第一场，第二天又买票给全家人来看戏。
剧场经理主动与剧团协商，不换“戏码”，继续上演此剧。结果连演十四场，场场客满。最后一场演出，傍晚前门票已售完，晚上有人守候在离剧场约300米的辕门桥头等退票。这是自扬剧诞生以来，在一个剧场连续上演场次最多的一个现代戏剧目。
一位好友见《风雨潭》在扬州演出如此受到观众认可，问我在省里参加调演时拿到什么奖，我如实相告。他似乎带有安慰地说：“省里没有给你们的奖，扬州观众给了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