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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辣酸甜七十年 ——高秀英，（孔凡中 整理） 苦难的童年 那里有什么亲戚的情份，舅母不予收留，我们走投无路，只得四方托人向父亲的居姓本家求情，乞得他们的怜悯，总算在居姓本家的同情和相助下．在上海郊区三官堂搭起了一个草棚，权且栖身。但三个人的生活怎么办呢，唯一的出路是廉价出卖劳力，母亲帮人做杂工，挑头发．选猪毛。什么活都干：姐姐帮人家带孩子：我虽然还不到十岁，也给牛坊放牛，没有牛放时，就在堂兄家里放羊。我们娘儿三个从早累到晚，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但生活却是十分凄苦。我妈妈经常被堂嫂打得头破血流．三餐全靠主人的施舍；我给堂兄家放羊时，吃的是他们锅底剩下的饭脚、再加上点水的“汤饭’。在那时，只要有东西往肚子里填也就心满意足了，不敢存有半点的奢望。列了晚上，三人回到家中．因为没有买灯油的钱，总是摸黑就寝，就这样，母女三人。为了糊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苦熬苦挨，相依为命，勉强地维持着生命。 进科班拜师学艺 在我十二岁时，妈妈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长期艰苦生活的折磨，劳动能力渐渐地衰退了；而我们所做的活计，又都是临时性的短工．这样的生活来源是没有保障的。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吧，当时有个叫黄永的班主，正在上海办一个扬州戏的小科班——永乐社，妈妈见我自小嗓音清脆响亮，她又认识一位老艺人张德稳老先生，于是就请张老先生出面说情，介绍我进了“永乐社”科班学艺。虽然“永乐社”不久就解散了，但对于我来说，却成了我漫长艺术生涯的起点，决定了我所从事的社会职业和一生的生活道路。 当时在“永乐社”中教戏的老师有谢义才，范春奎，王秀清，琴师老师有王如松等老先生。这些老前辈原都是贫苦出身，没有什么文化，教戏的唯一方法就是口传心授，老师唱一句，学生模仿一句，科目内容除了学唱和练基本功以外，还得专练扬州花鼓戏的传统身段，如“走三子”、”撞肩”、‘跌怀”，‘背纤”、“跨马”等，此外就学习一些“小尼姑下山”、“打花鼓”、“小寡妇上坟”、“卖卦”、“探亲家”、“活捉张三郎”、“种大麦”、“王谯楼磨豆腐”等花鼓小戏。老师们的教学态度是很严厉的，不象现在采用系统，科学的启发诱导方式，那时学习，稍有不对，不是打，就是骂。我记得有一次学唱“小尼姑下山’中的“穿心”调，唱词是“想起来两眼泪汪汪”，老师教了我两三天，我仍然没有唱好，老师就用藤条狠狠地抽打我，打得我真的是在“两眼泪汪汪”的情绪中不断学唱，直到唱好了为止。学身段同样如此，走不好，就要挨打……就这样在老师的教诲下，逐字逐句学唱曲牌，学演小戏。当时我们这些徒弟，学习以外的时间，还要侍候老师、师娘一家人，只要有空，就得给师父家中做事．如洗尿布，抱孩子，上街买东西的小跑腿等。各种各样杂活，不论什么事，只要师父、师娘一声喊，就得乖乖去做。到了冬天更是难熬。由于我家境贫寒．过冬穿不上棉衣，下身是两条单裤，没有一双合脚的鞋子，更谈不上袜子和棉鞋了，两只小脚冻得红肿生疮，直到现在双脚还留有幼时生疮的疤痕。为了学艺．我和科班的师兄弟师姐抹一样，起早睡晚，除了学习以外，忙碌地做着小佣人。如今回想起当年学戏的艰苦情景，不免会无声地流下辛酸的眼泪，但是当我想到老先生们把我这贫苦的孩子引进了戏曲界的大门，又为我后来的艺术道路奠定了基础，使我在旧社会绝处逢生，我不免对这些老前辈又怀有感激之情。 我进“永乐社”三个月以后，正当在艺术道路上刚刚起步的时候，老师之间因为争夺好徒弟发生了争执，他们互不用让，矛盾发展到无法调和的程度，班主调解无效，只好解散“永乐社”。这对科班学艺的孩子们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孩子们是无能为力的，只有逆来顺受地忍受着命运绐予的不幸。 科班散了。我怎么办呢？哪里是我的出路?就这样回家只能绐可怜的妈妈多增添一份悲愁。当时我虽然只有十二岁，但我对自己所遭到的逆境感到伤心，苦恼．焦急．彷徨……天地之大，不知何处是我的落脚之地……幸运的是先天赋予了我一条好嗓子，长相也讨人欢喜，因此平时较得师父们的喜爱，正在我为自己的出路感到渺茫的时候，得到谢义才、范春奎，王如松等师父的提携，他们决定带着我和其他几位同学搭班唱戏。就这样，坐科仅三个月的我．别离了妈妈，姐姐，跟随范春奎，王如松老师和同科姐妹王秀兰(原江苏省扬剧团主要演员之一，擅长青衣。老旦，解放后专工老旦，她是和我长期合作的师姐，我们共同合作的扬剧“百岁挂帅“中，她扮演佘太君，我扮演柴郡主，曾于一九五九年摄制成电影．不幸电影拍摄完毕，她就因病去世了)等，开始了从艺的流浪生活，正式登上了戏曲舞台。 从跑龙套开始的舞台生活 我记得从艺的第一个台口是上海“神仙世界”。戏班顶梁的演员是王桂山．戴惠芳等老前辈。我当时只是一个小孩．随师父搭人家的班子；为的是混饭糊口。在戏班里扮演着跑龙套的角色，总是头戴红毡帽，身穿红马央。没唱没念．成天地跑上跑下，每天拿两角钱的伙食费。旧社会把我门称做戏化子。我们也确实是过着要饭化子的生活，有时还真的要在台上要钱，戏班称为“化缘”，往往在正戏开锣以前，我和秀兰相配合，我扮演一个可怜的孩子，她扮演一个小丑，我跪在台上苦苦地向观众讨要，她在一旁插科打诨，又向观众作揖打恭。请好心的观众施舍银钱。逢到此时，也确有不少好心的观众纷纷向自上扔钱，但也有些坏蛋不存好心，他们有意捉弄调笑，将铜钱向我劈头盖睑地砸过来．我又不敢躲避，只好眼睁睁地挨砸，每次都披砸得眼肿皮破；而”化缘’所得的钱数，全都归于老板，只赏给我俩各吃一碗光面的钱，不过在当时，我们能吃到一碗光面，就已十分愉快了。
由于唱了二路旦，艺术实践的机会逐渐增多，天天登台演出，磨炼唱工、做工，对戏情戏理也越悟越深了，艺术水平也就不断得到提高。舞台经验也越趋丰富，观众也渐渐地熟悉我了，这为我今后挑主角的担子从艺术方面．群众基础方面都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同时，我也深深地体会到，要成为一个艺术上较为成熟的演员，最好是经过相当时间的舞台实践，从跑龙套．小角色锻炼起。逐步熟悉舞台，熟悉观众，不断积累创造角色的经验．从易到难．从少到多、从轻到重循序渐进．不断提高表演能力和丰富表演手段，这样就可能扎下坚实的基础，为塑造更加复杂的艺术形象准备了条件。 由于我唱了二路旦，生活情况也有了好转，开始享受了拿包银的待遇(即薪金)，每月有十四元至十六元的收入，虽仍不多，但比起每天只拿两角伙食费来讲，生活水平是显著地提高了。 随着艺术上发展的同时，在各方面我也由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而逐渐成熟起来。我与文武小生高王卿因同班而相识有年，相处甚好，平时相互关心，彼此体贴周到，艺术上合作得也很默契。他当时已是挂头牌的小生，而我还唱着二路旦，他便在艺术上尽心地帮助我．在台上演戏他总带着我。这样，我们之间产生了感情，便相互以身相许，订了婚约．我便从他的姓，改名高秀英。从此我不再是孤单一人了，我们相依相随，同甘共苦，我出生以来第一次领受到生活幸福之神降临到心田的甜蜜，我们决心共同奋发，要在艺术事业上创建自己的前程。谁知好景不长，就在我们订婚之后，“神仙世界”有个管场事的外号叫三大头(我记得很清楚他的号码是1323)，他通过戏院老板娘找我谈话．要我与高玉卿解除婚约，嫁绐他做小老婆，如果不从，他扬言要打死高玉卿，这犹如晴天一声霹雳，怎么办呢？三大头是个混世的光蛋，依仗着老板夫妻做后台，作威作福．我们自知和这样的人是无理可讲的，旧社会的衙门又是认钱认势不认理的，打官司也无用，万般无奈，只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连夜逃离了“神仙世界’，在虹口香烟桥隐居下来。从此我们不敢出来唱戏，只得托人介绍到湖丝栈做零活，勉强糊口，即使偶然有人请我夫妻打醮，唱堂会，也不敢挂名字，隐姓埋名．躲灾躲难，生活十分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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