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童年的苦难
一九一三年，也就是末代皇帝博仪被赶出金銮殿的第二年，高秀英出生于古城扬州北乡酒甸一个雇农的家里。妈妈罗氏是个摇船的，嫁过一个人，后来男人死了，作了寡妇。光绪二十年，罗氏作为填房又嫁给了居长庚。居比罗氏大二十多岁。他俩过去都给过婚，但都未留下后代。罗氏和居长庚在生高秀英之前，生过四个丫头，都夭折了。在高出生的前三年，罗氏在外面带回一个姑娘作养女，小名叫“压子”（即希望在她后面压出一个儿子来），大名叫居树兰。可是，高的父母没想到三年后又怀了高秀英，还是一个丫头！
高秀英本名叫居树英。由于她前头的几个姐姐都没活下来，所以她一生下来就请了个算命先生替她算命，说她是 “罐子在屋顶滚”，随时都会摔个粉碎。可是罗氏总是十月降胎，好不容易才把把女儿生下来，尽管是个丫头不讨喜，但她不能全信阴阳先生的话，把女儿一生下来就掐死，或是撂掉。可是，怎么才能保住这个丫头呢，她听从了算命先生的话，说高秀英是个属牛的，要在高的鼻孔里戳个洞，穿个牛拘子似的东西，她才不会乱跑。刚生下来没几天的高秀英，因为父母的迷信，只好接受命运的安排。所幸乡下人也有乡下人的智慧，他们并不用什么铁针和锥子在孩子的鼻子里戳洞，而是用茶叶棒在孩子的鼻孔中慢慢捻，等捻出一个凹塘，然后放上一粒煮熟了的糯米，再捻，再捻，一直到捻通为止，然后取红线一根串过去扣起来。因此，高秀英的小名就叫“金拘子”。
罗氏自从改嫁给居长庚，就不再插船了，夫妻双双给居的堂妹做长工。
堂妹家里很有钱，光是田就有六十多亩。她的儿子，也就是高秀英的堂哥，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当包打听，财路自然很广。可是，姑母对待居长庚和罗氏却不那么厚道，住的是偏草房，吃的是冷茶剩饭。罗氏为了女儿的健康，偷偷养了几只鸡，隔天把暗地里煮个蛋给女儿吃。就这样，勉勉强强过了三年。居长庚因病突然去世，才三岁的高秀英，便成了孤儿。母女三人全给姑母做活。妈妈罗氏下田。养姐“压子”喂猪喂羊。高秀英也不能闲在家里吃饭，从七岁开始，每天一清早便要起床，外出放牛。酒甸那一带既没有山，也没有草原，只能牵到田埂上吃路旁稀稀拉拉的草。枯牛不同母牛，力气大，吃得也多，一放就要大半天。高秀英才七岁，起早贪黑怎么受得了，觉不够睡，常常把牛扣到树上，自己靠着村打瞌睡。年纪小，睡得死，有一次被姑母发现了，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打骂，吓得她哭也不敢哭，赶紧跪在地下求饶。
虽然高秀英只放过两年牛，但她受的折磨很多。冬天，扬州一带不算很冷，可她光着脚穿草鞋放牛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后脚跟害冻疮很厉害，直到如今，两只脚跟还留有好大的疤。
一九二〇年，高的堂哥在上海巡捕房当包打听发了财，便在上海南市湖北会馆底下靠近高昌庙的地方，买下一块地皮，盖起一幢新房。原住酒甸乡下的姑母在新房落成后，迁往上海定居，乡下的田全部租给了别人。这样一来，罗氏母女三人就没有落脚的地方了。这时罗氏想起了上海的弟弟，虽说也是卖苦力的，但无论如何是自己的亲弟弟，他总不会看着娘儿三个饿死，最后决定到上海投奔弟弟。
高秀英的舅舅到底叫什么，她已经记不清了，不过模模糊糊还记得舅舅是个拉踏车的，舅妈在提篮桥南洋烟草公司做女工。舅舅、舅妈对罗氏母女的投奔虽满腔同情，可是一下子多出三口人来，也负担不了，只能把他们母女三人先安顿下来，再从长计议。
上海虽然号称十里洋场，不乏生财之道．但凭罗氏一个五十多岁的乡下妇女，还拖带八岁和十一岁的两个丫头，没有门路，想找活计真是谈也不要谈。计议来计议去，只有一条生路，就是硬着头皮到高昌庙再去哀求婶娘，请她收容。为了这事，高秀英的舅舅还请出不少请亲好友代为说情，最后姑母才大发善心点了头。
姑母家里盖的新房很大，可是她不同意罗氏母女住在家里，免得人来客往看见，谈起来丢他家的脸。婶娘同意收容她母女，不是白白养活她们三人，而是要继续给她们家里当长工，只不过干的活与乡下种田不一样，因此也不能让她们住得太远，就在他们家新房的后边，给她们娘儿三个一点材料，一搭了个小草棚，伙食自理，每个月给罗氏五元工钱。
虽然二十年代，生活水平低，但五元钱养活三口人是怎么也不够的。才十一岁的居树兰只得去给人家带小孩，早出晚归，每月才赚两元钱。
那么，罗氏在她堂妹家做什么长工呢？主要是推板车晒牛血。
在南阳桥一带有个上海杀牛公司。罗氏每天推车去装牛血，把其中的血饼拿出来晒干。 一定要干透，然后到秋天装篓，年年按时有山东客商来取货。到底这些人买回去干什么用，高秀英那时还太小，弄不清楚。
除了血饼晒干可卖，剩下的血水，一般说就没什么用，倒掉完事。可是罗氏出于生活所迫，总觉着倒了可惜，于是就试着把血水用火煮一煮，嘿，果真也能煮成象鸭血、猪血一样的东西，然后拿到小菜场去卖。但是，包打听的老婆稍不顺心，就不许罗氏把剩下的血水挑回家去。有一次，也不晓得罗氏是哪一点没有把她服侍好，罗氏刚把血水挑上肩，出门要走，被她的侄媳妇看见了，上去一把拉住水桶，不许罗氏出门，为此二人吵了起来，任媳妇动手就打，罗氏的头被打得血淌淌的，还要赶罗氏出门。那时候人穷志短，最后还得把高秀英的舅舅请了来，给婶娘一家打招呼，赔礼道歉，才又忍气吞声地留下来。
在这段日子里，罗氏和养女居树兰虽然两人一月只赚七元钱，但上海到底不同于扬州乡下，见多识广，罗氏体会到不识宇的苦楚，觉得一定要给高秀英念点书才行，就省吃俭用，托人给高秀英找了个私塾。当时，上海南市的高昌庙已靠近乡下，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个王老先生设的私塾馆。这时高秀英已经十岁了，由于过去见识少，显得似乎比其他学生笨。再说妈妈和姐姐那么苦，她也难以安下心来读书。另外，其他学生每天上学都给先生带饭，而高秀英家里哪有这种能力，因此，老师很不喜欢她。最后，高秀英不想念，老师也不愿教，两便了。上私塾前后不到三个月，这就是高秀英一生唯一的学历。
高秀英既不读书了，那就去做童工，帮助妈妈、姐姐挣钱糊口。二十年代初，在上海有许多帝国主义办的纱厂、洋行，里面都有大量的童工。中国的劳动力本来就便宜，而童工则更价廉。但有些活计，太小的童工他们还不要。高秀英的养姐后来为了多赚几个钱，不再替人带小孩了，改到外滩的洋行里去抽蚕丝，拣乱头发。高秀英常常缠住姐姐要带她去。但是，去洋行做工，先要量身长，第一次去，赚她太矮，不收，她只好哭着饿着从外滩跑回南市高昌庙。后来，她想了个点子，把鞋里后跟处垫高，量身高时再挺挺腰，提提气，这才混了进去。不过，这种活都是临时工，干一天算一天，收入是不稳定的。
从十岁到十一岁，一年多的时间，高秀英除了做过洋行童工，还找过许多零活干，她拣过猪鬃（把黑、白毛分开），穿过牙刷，还给四马路卖行头的北京老店李顺成编过裤带……。总之，有什么活干什么活，能干什么干什么，不论钱多钱少，只要能混个伙食钱就满足了。一般说，每天干下来能赚十多个大铜板，相当于现在的几角钱。好在那时的物价便宜，三个铜板就能买碗馄饨。高秀英说，当时我出来找零活干，大都要跑到外滩、大马路、四马路一带，从南市出来，要跑个把钟头。路上跑饿了，我就找个摊子吃碗馄饨，回去告诉一下妈妈就行了，而且妈妈还挺高兴。
看起来，罗氏母女三人都各自有个活干，多多少少有点收入，尚能勉强度日，但却顾得上吃又顾不上穿，日子是够艰难的。没想到屋漏偏逢连夜雨。有一次，天很冷，高秀英的妈妈和姐姐一大早就出去了，高秀英正想起来，却发现自己的衣服没有了，原来她睡的床边，草棚被掏了一个大洞，不但她穿的衣服不见了，还有妈妈她们盖的破棉被也不翼而飞，无疑是被盗了。高秀英唯一的一件棉衣被偷了，只有躲在被子里等妈妈拖牛血回家，从妈妈身上剥下一件衣服才能下床。
高秀英母女的日子已经够难熬的了，可是姑母和堂嫂还不放过他们。姑母经常要小金拘子（高秀英）到马路上去拾破草鞋，下河洗干净，晒干后当柴火烧。下雨天，拉黄包车的、拖小板车的和码头上扛包的工人穿鞋很费，破草鞋撂得多、很容易拾。有时又叫高秀英到乡下去拾牛粪，贴在墙上晒，冬天当柴烧。至于每年一进腊月，所有锅、碗、瓢、盆、箱、椅、桌、柜的清洗，几乎全部由高秀英一人包了，但却分文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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