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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艺人的政治地位提高了，“戏子”成了“人类灵魂工程师”，尤其是当前搞精神文明，把文艺放在很重要的地位，深深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重了，担子重敢不敢挑？敢，为了“四化”，就要抢挑重担，对于我来说，挑重担就是要写出更多更好的戏来。 我的文化低，幼年时只读了一年半私塾， 11 岁跟我父亲崔少华在上海法租界太平桥同兴戏院学唱戏。我父亲唱了一辈子戏，也排了一辈子戏，（那时候演的是幕表戏，也叫提纲戏，排戏的人就是负责说提纲）。我继承了父亲的衣钵，除当演员之外，也排了几十年的戏。由于长期的艺术实践，使我逐渐懂得了一点戏剧规律，虽然文化低，也尝试着学写剧本。我先从改编别人的剧本着手，然后逐渐自己创作。解放后不久，我写了《卖余粮》，《枪毙大头菜》等现代剧，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传统戏，在解放以后，通过学习，也有了正确的认识。记得早年在上海唱戏，看到维扬舞台落成的时候，有人送了一块横匾，匾上题了“以古励今”四个字。当时年幼无知，不理解这四个字的含义，解放后，党对戏剧工作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方针。我才懂得，传统戏剧要推陈出新，也可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解放初期，宣传贯彻婚姻法的时候，我改编了扬剧《挑女婿》，这个戏曾在全国广泛流传，以后又改编了《借子》，《解粮官》等戏，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我个人遭到一些不幸， 1964 年含泪离开剧团时，我对一位编剧同行我的老友蔡怡生，在分别时说了一句“枯木离林”。他当时借此为题，赠诗一首鼓励我：“枯木离林莫彷徨，取舍还须自主张，他年虽无争春力，残骸犹存热与光。”我一直以这几句诗来鼓励自己，只要有机会，我还是要为扬剧写剧本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双百”方针又回来了，我排除了一切困难，重新拿起笔来，从事我为之献出终身的扬剧事业。 我在广播里听到党中央要拨乱反正，包括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我就写了扬剧《方卿夜审邱六乔》，因戏中没有旦角，未曾上演。接着，为了配合宣传法制，回想当年我与父亲同台演戏时曾演过《包公铡包公》，根据这个戏的立意，我新编了扬剧《包公误断狄龙案》（后改《包公自责》）。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还在农村养牛，每天从早到晚上工，还要忙三顿饭，夜里没有电灯，也没有稿纸，用废纸翻过来，在矿烛下写了初稿。我把剧本带到镇江扬剧团去，并未得到重视，后来随团到栖霞山剧场演出，在院子内的石凳上写了二稿。我写作的环境和条件确实是很差的，为什么我还有着么大写作劲头呢？是什么力量推动和鼓励我呢？这是因为我一家三代八口人皆是扬剧演员，我对扬剧有深厚的感情，前人将遗产留给我，我就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给后人，否则就是败家子，上愧对祖先，下愧对子孙，更辜负党的多年教育。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扬剧的今天，没有扬剧，就没有我，如果扬剧保存一百年，我就写一百年，战士战死在战场上，我甘愿为写作而死在写字台上。 《江苏戏剧丛刊》 1982/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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