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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王秀兰大姐
时间匆匆过去，一瞬间，秀兰大姐离开我们已经 26个年头了！想当年，我和秀兰大姐一起走东漂西，往南闯北，辗转演出于上海、南京、镇江、扬州和泰州一带，尝尽人间苦水。而秀兰大姐更是倍受辛苦。历历往事，如在眼前。 台上台下，秀兰大姐多次遭受汪伪特务、伪军头目和国民党军队的棒打鞭笞。这些屈辱、仇恨，她是寒天吃凉水，点点记心头。对在解放区演出受到的热情接待和真诚关怀，她铭于肺腑，终生未忘。她热爱共产党，是打心底里热爱；她赞美社会主义，是用心声来赞美。她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伟大的共产党，献给了人民的扬剧事业。她为扬剧事业执着追求的奋斗精神，不断地鼓舞我们。 1915年的农历四月初九，秀兰大姐出生在扬州东郊廖家沟东岸（今属湾头乡夏桥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父亲王如松是一个擅长四胡的瓦匠，会拉扬州“小开口”，是秀兰大姐的启蒙老师之一。 1926年，12岁的秀兰大姐去上海进入黄永主办的永乐社学戏，师傅傅成德、谢义才、王秀清、范春奎四人，与高秀英，黄秀花，陈秀珍同为永乐社的第一批学员，即是当年社会上流传的“扬剧四秀”。 秀兰大姐刻苦好学，戏路很宽，艺术上比较全面，生旦净丑样样能演。由于她的声音清脆，手脚灵活，所以启蒙戏学了小花脸，在《王小二过年》中表演王小二，在《王樵楼磨豆腐》中扮演王樵楼。在《洋烟自叹》扮演包人了，在《四老爷打面缸》中演四老爷。最先，在上海 “神仙世界”演出了《王樵楼磨豆腐》，接着，又在上海、扬州等地演出了高跷《大补缸》。她演的很认真，一丝不苟，幽默逗人，妙趣横生。 旧社会，一年一度有个封箱戏，规定演员一律反串，即男演旦角，女演生、净、丑角。秀兰大姐在《吕布与貂蝉》这出戏反串了奸臣董卓，属于净角，她迈走方步，挺胸凸肚，抿着鼻子唱上几段，演的惟妙惟肖，引得哄堂大笑。 15岁时，秀兰大姐改唱旦角，花旦、青衣、彩旦、风骚旦样样都来。同时，她还兼演生角，在《宋江闹院》中演宋江，在《活捉张三郎》中演张文远。她的拿手好戏是 “三女”，即《桃花女》、《痴心女》、《麻疯女》，尤其是 《桃花女》演的丝丝入扣，感情真挚，形象逼真，委婉动人，到处受到欢迎。可谁料到，演戏出了名，随之而来的竟是一次次横遭无情的毒打！  1942年夏天，秀兰大姐冲破上海太原坊戏场老板、大流氓头子王阿富的约束，来到扬州大舞台演出她的拿手好戏《桃花女》。这一下激怒了王阿富，他随即与扬州有势力的大律师戴天球联系，请其帮助“惩治”一下秀兰大姐，以泄心中之恨。一心投靠日本侵略者的汪伪特务陶涛在戴天球指使下，在大舞台门口西侧，趁着秀兰大姐外出时候，在大庭广众之下，迎上去狠狠打了两记耳光，并想继续寻衅闹事。大舞台老板孙道生深知秀兰大姐的《桃花女》是棵摇钱树，生怕逼走秀兰大姐，一笔好生意落空。于是连忙出面调解，请了两桌酒“打招呼”，才算勉强了事。这笔花费，还是落到秀兰大姐头上。当时，我们虽愤愤不平，可又有什么办法呢？身在沦陷区，我们这些穷唱戏的，好比砧板上一块肉，任人砧，任人剁，只得打掉了牙齿往肚里呐！ 1943年，我和秀兰大姐一齐到仙女庙（今江都镇）方家祠堂演出。有一天，驻防的和平军熊团长的母亲过七十大寿，找我们去唱堂戏庆贺，点的是《桃花女》。刘慧兰演晚娘形象逼真，秀兰大姐的桃花女更演得入骨三分，唱腔委婉感人。晚娘逼打桃花女一场，秀兰大姐结合自己到处飘零，受尽欺凌的身世，情动于衷，珠泪滚滚，跪在晚娘面前，哀求诉苦，声声凄楚，满场人泣不成声；熊团长的老娘也潸然泪下，阵阵哽咽。那熊团长一见，顿起无名之火，泼口大骂起来：“妈的，今天是大喜日子，里里外外，热热闹闹的，你这个小女戏子却像哭丧似的，把老寿星也弄得哭哭啼啼的，这还得了！”他朝士兵们一挥手，“来，这小女戏子会哭，就叫她哭个痛快！上，一齐给我狠狠地打！”士兵们一听吩咐，一个个如狼似虎冲上舞台，把秀兰大姐和其他演员没头没脸地一顿乱打，还全部罚跪在台上，连我们文武场也无一幸免。 又一次，那是 1948年，我和秀兰大姐在镇江王家巷共舞台演出《桃花女》时，正是解放大军渡江前夕。剧场周围住满了国民党伤兵。方形的剧场里，五条通长走道，把座位分成六个部位，其中五个部分都被国民党军队伤兵占据，天天看“白戏”，只留下一个部分给我们卖票糊口。 有一天，部分伤兵坐进了卖票区。这一下我们演戏的心里慌了，不好卖票，明天怎么糊口？于是，我和庞一笑赶忙走下台，走到他们面前，庞一笑哭丧着脸一头跪了下去，想以情感化他们。我双手打了一个拱说： “请诸位老总行个方便，照顾照顾，坐到那一边去，这一边吗，是我们卖票混口饭吃吃的！实在对不起，对不起！”这几个伤兵像木头人一样，理也不理一下，那边有几个伤兵通点情理，忙站起来招呼他们过去。这边几个蛮不讲理的家伙竟出言不逊，和他们互骂起来，然后又发展到互相动手，打得不可开交。那些蛮不讲理的伤兵打不过别人，就把气出在我们唱戏的身上，一齐跳上台来，对我们唱戏的拳打脚踢。事后，秀兰大姐被打的拱到台肚里去了。事后，秀兰大姐泪水直流，她伤心地说：“人人都说桃花女命苦，有谁知道，我这演桃花女的人要比桃花女更苦啊！真是生不如死！” 在旧社会，秀兰大姐吃尽了人间辛苦，但她从未丧失对生活的信心。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 “兄弟，世道虽然险恶，不过好人还是有的，共产党就是大好人！善恶到头终有报，坏人终是长不了的！” 她一直牢记着我们同在路北剧团演出时的情景。那是 1942年的春天，我们在大仪北面的小街子演戏，共产党的一位姓陈的区长对我们像亲人一样，讲起话来亲切谦和，半点架子也没有。在我们演出前后或中间休息时间，他就上台向群众宣传形势、政策。我们之间配合得非常默契。每次演出结束后回扬州，他都送好多米作酬劳，还用小驴子帮我们一直送到扬州西北郊司徒庙。一桩桩鱼水情，给秀兰大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解放以后，秀兰大姐才真正体会到人间温暖。她热爱新社会，珍惜好时光，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刻意求新。在党组织的关怀教育下，秀兰大姐政治上和艺术上都日臻成熟。 1952年，大姐参加了苏北文联，被选为文联委员。1954年，参加华东会演，荣获二等奖。同年参加中国戏剧家协会。1959年8月8日，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同月，随团到北京汇报演出扬州优秀传统剧《百岁挂帅》和《挑女婿》等。
 她演的百岁老人佘太君，形象逼真，感情真挚，唱腔优美，时而慷慨铿锵，时而委婉柔绵，感人至深。敬爱的周总理陪同外宾观看了演出。散戏后，周总理因忙于送走外宾，当晚未能接见演出人员。第二天晚上是一台扬剧小戏，秀兰大姐在《挑女婿》中饰演了老妈妈张贺氏。散戏后，周总理健步上台，接见全体演出人员。他握住秀兰大姐的手问： “昨天那佘太君是你演的吧？”秀兰大姐点了点头说：“是的，请总理指点。”周总理十分高兴地说：“好，你把我们中国古代妇女的英雄形象和气质都演出来了！你演得好，祝贺你！” 同年 10月，秀兰大姐和省扬剧团全体同志一道，到上海海燕电影制品厂拍摄扬剧艺术片《百岁挂帅》。其实，她已感身体不适，但炽烈的责任感和坚强的事业心，激励她带病坚持拍摄好扬剧第一个大型艺术片。影片拍到一半时，秀兰大姐病已沉重，胃下垂三公分，吃什么，吐什么，脸上日渐消瘦，与刚开拍时相比已俨若两人。此时，她天天靠挂葡萄糖盐水维系生命。在电影棚里，她连站立都已感到困难，全靠剧中柴郡主、穆桂英、杨文广三代人搀扶着她。电影导演徐舒林同志见了深受感动，在后来的拍摄中，也尽量给予照顾。 与此同时，旅居上海的扬州一带乡亲纷纷要求观看扬剧《百岁挂帅》的舞台演出。剧团领导感到十分为难。秀兰大姐为了不使乡亲们失望，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坚持到天蟾舞台连续演出了 10场《百岁挂帅》。每晚演出，都是三个人把她搀到上场口，在下场口，也有三四个等着接她。一到后台，她就累得瘫下来了。 电影拍完了，戏演过了，秀兰大姐也彻底倒下来了。全团同志回到南京时，秀兰大姐没能回家，就被直接送到了医院。经仔细检查，诊断是食道癌。全体同志无不震惊。管文蔚副省长亲自到中医院看望了秀兰大姐，并嘱咐医生和医院领导说： “对王秀兰同志的病，要尽最好、最有效的药用，不管花多少钱，能活一天，要保一天！” 我闻讯赶去南京中医院看望秀兰大姐时，她十分难过地说： “兄弟，看来姐姐不行了。唉，我恨那，难道再活几年到50岁再死就不行啊？要是行，我还能再为党、为扬剧工作4年呢！” 我万万没有料到，这次看望，竟成诀别！ 1960年6月30号，这个入党10个多月的新党员，抱着事业未竟的遗恨离开我们而去！由此，党失去了一位忠实的好女儿，扬剧界失去了一位优秀演员，我也失去了一位胜似同胞的好姐姐！ 当年下半年，敬爱的周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到南京访问，本应由省扬剧团演出《百岁挂帅》来招待外宾。当他得知秀兰大姐已于不久前逝世时，不禁一瞬惊讶，一时沉默，不胜感慨。后来，由华素琴同志去宾馆清唱了一段穆桂英的 “登高丘”。一曲唱毕，周总理握着华素琴的手沉痛地说：“听说，演佘太君的王秀兰同志逝世了，很可惜啊！她是个好演员啊！” 秀兰大姐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这已是无法挽回。但她刻意塑造的中国古代英雄妇女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铭刻在广大扬剧观众的心头；她为扬剧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将永载扬剧史册！ 1986年4月23日于扬州 《江苏文史资料》第 14 辑 /1984 年 （孔凡中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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