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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风波迭起
一九三三年，高秀英开始离开上海闯荡江湖，首先来到南京，之后又去扬剧的故乡扬州。总之，上海、南京、扬州这个三角区是高秀英在抗战前乃至解放前常来常往的地带。从演出剧目上看，仍旧是以本戏为主。在这个期间，她再没有唱过大开口。而事实上，一九三五年以后大、小开口合并，便再也没有分开过。从生活上讲，她和高玉卿无论是搭别人的班，还是自己组班，他都是挂头牌。包银最多的时候，每天十块钱，一个月三百元，不过这是他们夫妻所得相加；如果分开算，高秀英是七元，高玉卿占三元。从当时的物价看，他们的生活应该说是宽裕的。但成了名的演员开支也很大。别的不谈，单说人口吧，她从十六岁出嫁，十七岁作妈妈，象多子娘娘一样，一年多就生一个。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她已生养了七、八胎，除掉流产的、夭折的，那时她已有三女一子了。由于儿女多，小的孩子要请奶母带，再加上长期流动演出，用项自然很多；既挂头牌，剧场门口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把高秀英照得十分耀眼，一出门帘一亮相，能象个戏花子穿戴得破破烂烂吗？要得好，就要花钱添置衣箱、头面；平时穿着也要讲究一些，才能象个角儿的样子；加之里里外外四面八方都要应酬……所以，他们的生活既可以说相当宽裕，又可以说相当紧张，特别是一不唱就显得拮据。最最没有保障的还是人权，不管唱得怎样红，收入多么高，都随时有被打入下九流的可能。整个戏曲史上，有多少名优，尤其是女伶，或被玩弄于股掌之上，或作妾小藏于金屋。在这方面，除了前面叙述过的，高秀英还向我讲了以下三件事。
扬剧被禁演六十年
关于扬刚被禁演六十年的事，三十多年前，我刚接触扬剧的时候就听人讲过。当时讲的人总是以控诉的情绪来述说的。一九八三年，江苏省文化局剧目工作室编印的《江苏剧种》中关于扬剧剧种介绍中也是这么写的：“正当维扬戏在曲折的道路上向前发展的时候，又受到反动统治者的严重摧残。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曾以‘油头粉面，有伤风化’的罪名，下令禁演维扬戏六十年。有些艺人因违反禁令，被捕受刑。艺人们为了糊口活命，先后把维扬戏改名为‘道情春戏’、‘南方歌戏’、‘广陵班’、‘什锦戏’、‘霓裳歌曲’、‘邗江歌曲’，以坚持演出；甚至在前后台装上红绿灯，绿灯开唱扬剧，红灯开就改唱其他戏曲，以抵制反动军警审查，但最后不得不纷纷离开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回到自己的故乡。大多数手艺人出身的艺人重操旧业；少数艺人虽然坚持在城镇、农村演出，由于城市经济凋零，农村生活困难，加上战争的影响，演出难以维持，艺人穷愁潦倒，艺术也在逐步走下坡路，使刚刚复兴的扬州戏曲，又一次衰落下去。
过去由于“左”的影响，客观上怎么说，我也就怎么接受，不可能产生丝毫怀疑。可是时至今日，当我又接触到这个问题时，便不可避免地在我思想深处思考着一个问题。当时，全国地方戏曲到处皆有，如果说某些剧目或表演有黄色、淫秽的地方，那也不只是扬剧一个剧种，为什么国民党反动政府，偏偏要禁演扬剧六十年，而不禁演其他呢？
为此，我专门请教了扬剧的同龄人高秀英。
高秀英听过我的提问后，稍稍停顿了一下，然后面有难色地对我说：“事情是有这回事，我那时候也正在南京金陵大戏院唱戏，书上说的，很多唱扬剧的班社纷纷改为‘道情春戏’、‘武陵班’……都是实情，为了对付社会局的审查，前后台装上红、绿灯也确有其事……”
由于我想了解的是，为什么国民党偏要禁演扬剧，高并未正面回答，所以我打断她的话问道：
“你能不能把国民党政府只禁演杨扬剧的事，明确地谈一谈？”
“老石，不是我不说，说出来丢扬剧的人呵！”
“既然你讲的都是事实，我们就该把禁演扬剧的真正原因找出来，今天在联系到写扬剧历史的时候，还其庐山真面目，这样，才对得住子孙后代啊！”
高秀英觉得我讲得有理，又感于我的心诚，终于对我说了起来：“国民党禁演扬剧不假，但事情的起因，却是因为我们队伍里的一个唱花旦的著名男演员与当时南京卫戍司令的姨太太有私，后来东窗事发，司令盛怒之下，便让社会局对扬剧禁演六十年！所谓禁演六十年，那也只是说说的。刚才我已经介绍过，禁演的起因，并非因为内容有伤风化，而是指的油头粉面。不要说事隔不久，抗日烽火燃烧起来了，国民党夹着尾巴逃到重庆，也就管不着这件事了，就是在当时，由于扬剧正处在兴旺时期，金陵大戏院的老板乔宏年为了赚钱，说什么也不会放我们走的，仍旧要我们继续唱下去。”
“那不违反禁令了吗？”
“这就是很多扬剧班社纷纷改为‘道情春戏’、‘武陵班’、‘什锦戏’等等名称的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名称呢？”
“因为当时各个班社之间并没有统一领导，所以是各改各的。”
“你能不能具体的介绍一下，什么叫‘道情春戏’？什么叫‘武陵班’和‘什锦戏’？”
其实这都是顺口叫的。因为当时不能再公开说唱扬州戏，而为了赚钱谋生又不能不唱。可是，社会局经常派人到剧场来调查，为了对付这班老爷，就在前后台装上红绿灯，并关照前边把大门的，只要检查的人一到，马上开红灯，后台一得到信号，立即改唱“春调”，就是老戏《孟姜女过关》中唱的那种调子。它属于扬州民间小调，其他剧种甚至歌曲都借用。‘道情’也是一种江南锡剧、扬剧等多剧种通用的曲调，《珍珠塔》中方卿羞姑时唱的就是道情调，至于‘武陵班’即指改唱的是原流行于浙江杭州的‘武林调’，在扬剧就称‘大陆板’。“什锦戏”就是演员会唱什么就唱什么，西皮、二簧、民歌、小调、流行歌曲都行。”
“禁演后，你们唱的戏，还是原来的那些剧目吗？”
“还是那些戏。”
“一部本头戏，从头到尾全唱‘道情’、‘春调’或‘武陵调’，那有多么单调，观众愿意看吗？”
“哪里全唱这些，只是社会局来检查时才改唱这些，他们来之前、走之后，依然唱扬剧小开口。”
“不怕有人告密吗？”
“前后台有共同的利益，不会那么干；观众更不会，因为他们就是来看扬剧的。他们也为禁演鸣不平。再说社会局来的那些人，也并不那么认真，前台老板对他们，每次来都服侍得好好的，烟、茶不说，有时还暗暗递上个红纸包，所以每次来坐不了几分钟就走。”
“当时除了南京，是不是各地所有的扬剧都禁演？”
“不，只是南京城里几处热闹的地段，譬如夫子庙、新街口、大行官、鼓楼、山西路……而下关、东山镇就没人管，至于上海、镇江、扬州那更是照唱不误。”
最后，我又就一个具体问题向高秀英提问：“那个与司令姨太太有私的演员后来怎么样了，卫戍司令不抓人吗？”
“抓是抓，可是没抓着，那个演员早闻讯逃之夭夭了！”
“就那么算了吗？”
“一个山头一只虎。一离开南京，那位司令又能怎样呢！最多是那位姨太太遭殃。再说，没多久，日本人来了，国民党也就撤离了南京！”
饮恨十二圩
十二圩位于镇江对岸，是临江的一个码头。上面是瓜洲渡，下面是六圩渡，靠长江边有着大片大片的野生芦苇，被当地两个土匪头子大王、二王霸占着。
大王最喜欢看扬州戏，而且每天必看。另外，他还挑肥拣瘦，只要他爱听爱看的演员，不管演员同前台老板订的是多长时间的合同，不得到他的同意，到期也不能走；相反，他看不中的演员，不到合同期满，他也可下命令叫演员滚蛋。
高秀英二十二岁那一年，即一九三五年，她当时正怀第三个孩子。这年深秋，她和高玉卿来到了十二圩。
十二圩只有一个类似茶楼的地方能唱戏，虽然座位不多，只能容纳五六百人，但建筑还十分雅气。一进门是个花厅，厅外有朱红栏杆，院里还有一个荷花池。夏天正见荷花怒放的季节，粉红的荷花在荷叶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引人。十二圩的老百姓，既有芦苇可搞副业，又能摸鱼捞虾，一般说比单纯种田的地方要稍稍富裕些。因此，茶楼的生意从天一亮就茶客盈门。喝茶的，谈生意的，吃早点的，三教九流各个阶层的人都有；下午和晚上楼上便开锣唱戏。
那时高秀英和高玉卿每到一个台口，打炮戏常是《凤仪亭》，即吕布戏貂婵，刺董卓。高秀英演貂婵，高玉卿饰吕布。可是，没料到大王忌讳这种骂奸臣的戏，不肯看，叫后台换戏。当时迫于大王的淫威，只得临时改全本《玉堂春》。总算不错，不但没出事，还说了不少好话。从此，大王天天来，特别是夜戏。就这样一天天地唱下去，倒也太太平平。眼看十天的合同期限就剩三天，却出事了！
究竟出了什么事？前边已介绍过高秀英已经怀孕四十多天，每天日、夜两场演出，当然是很劳累的。她常感到腰疼，正巧后台有个管台的会推拿，于是高秀英每天请他推拿。开始几天都一直很好，但万万没想到第七天唱完日戏，高秀英突然在住处流产了！到底是疲劳过度引起的，还是推拿不慎造成的，直到今天高秀英也说不清楚。那时小小的十二圩根本没有医院，而且又事出突然，一时间高秀英住所里忙忙乱乱，七手八脚总算把流产的事忙过去了。但晚上大王要来看戏的事怎么办？有谁敢去同大王讲？这时高玉卿只有去前台找老板刘汉青，请他发善心，同意停演。开始刘坚决不肯，他说并不是他不照顾高秀英，而是怕大王难应允，当时急得高玉卿团团转。最后他只得跪在刘汉青的面前，叩头如捣蒜，请他为之解围。他终于答应等到天黑以后，夜戏开锣之前，让高秀英夫妇逃走。
虽然大王那边的问题，由刘汉青承担过去，但在没逃离十二圩大王的势力范围以前，还不能说是安全，他们必须马不停蹄地逃，可那时交通不便。本来有船可通仪征，一则时间来不及，二则怕连累船家，三则高秀英夫妇要逃往扬州，回自己的家，才好给高秀英调养。水路既不通，唯一的办法就是步行逃走。
十二圩到瓜洲，虽然只有十几里路，可是刚割完芦苇的泥滩上，到处是芦柴根，在上面行走犹如走梅花桩，如果是白天，眼睛可以看见还好一点，可在夜里，伸手不见五指，只能走一岁探一步，自然走得很慢。但心情却是异常焦急，生怕大王派人追来，幸亏有两位见义勇为的观众，甘冒风险，替高秀英挑着行头、帽笼，护送去扬州。这样，高玉卿便可腾出手来搀扶高秀英。尽管如此，一路上还是不知跌过多少次。高秀英下午才流产，晚上七点多钟就步行上路，十二圩至瓜洲虽只有十五里路，但他们足足走了七个小时，平均一个小时只走二里路，恐怕比爬行的速度还慢，可见其艰苦。
到了瓜洲，已经是午夜两点，五十五年前的古瓜洲渡，那象今天有街、有店、有餐厅、有旅社，那时只是一个破落的渡口，人口稀少，加之时已凌晨，除了狗叫以外，一切如死一般的寂静，真可以说是连个歇脚的地方都没有。怎么办？怎么办？商量来商量去，只有咬紧牙关继续向扬州进发。
深秋之夜是很凉的，又经过七个小时江风的侵袭，一路上没有吃没有喝，不要说刚流产的产妇，就是五大三粗的棒小伙子也受不了，熬不住，可是高秀英奇迹般地挺过来了。是什么力量促使她如此坚强呢？是求生的欲望？还是满腔的悲愤？
高秀英向我说着说着，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流下来了！彼此沉默良久，高老才继续说：“从瓜洲到扬州也是十五里，不过这段路比走芦柴滩要好多了，但也不是象今天扬州通瓜洲的大公路，而是乡村小路。大家的体力消耗太大了，路行速度虽比十二圩到瓜洲那一段快，仍旧用了近三个小时。等我们抵达扬州时，城门还没有开，只好坐等。”
“那两个护送你们的观众呢？”
“送到扬州，我们就请他们回去了。”
“行头、帽笼怎么办？”
“扬州城就那么大，我们住永胜街，离福运门很近。福运门就是现在的渡江桥，那时候没有桥。”
“从那以后，十二圩你还去过吗？”
“没有，一次也没有。我在那次离开十二圩的时候，就抛了一块砖头到江里，我发誓：‘从今以后，绝不再来十二圩，除非是砖头从江里漂上来！’”
为什么改名高秀英
高秀英一生用过三个名字。十二岁学戏以前叫居树英，入永乐社后改名筱秀英，三十岁以后才叫高秀英。
按照中国的封建礼教，一个女子嫁夫以后应该从夫姓。高秀英十六岁同高玉卿结婚，似乎从那时起就该改称高秀英。
但，高秀英告诉我，她是在三十岁那年，即一九四四年在扬州才改叫高秀英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以前我始终不清楚，也没问过她，可这次为了写这本书，不能不问了。
不过，我没想到一开始她不大愿意谈这一问题，为了这，我又做了不少思想工作，最后她才告诉我：
“我都七十多岁了，不存在什么顾虑，因为要谈这件事，必然牵连到一些人和事。而其中两个主要当事人，如今都已作古，何必再把一些生活上的事写进书里呢！如果是极光彩的事，那倒也能青史炳彪，否则，不是遗臭万年了吗？”
我忙解释说：“我相信读者是能够分析的。您就照直讲吧！”
高秀英稍停顿了一下，说；“我自从十六岁和高玉卿结婚到三十岁，两人感情一直很好。但在旧社会总是以男人为主，何况我和高玉卿刚结婚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未成人的孩子。在戏班子里的地位，也比他矮一截子，他唱当家小生，我则是丫头旦。我又没有文化，可高玉卿不同，无论舞台经验、艺术造诣都在我之上，所以，事事都由他做主。例如到一个台口我唱些什么戏……包括家庭经济开支，一切一切全由他做主。久而久之，他自然滋长了夫权思想，我也学会了‘三从四德’。就这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倒也相安无事。他忙于说戏和对外，我则忙于带孩子和日夜唱戏，虽然有时也会出现一些矛盾，最后都是以我迁就他而结束。但万万没想到，夫妻共同生活了十三、四年以后，突然在我们之间出现了一个第三者！她当时只有二十一岁。这个人如今已去世。”
说到这里，高秀英的声音有些低沉：“咳！说起这个扬剧女演员，也是一个苦出身，自小娘、老子都死了，被迫进了戏班子学戏。她人长得漂亮，又十分聪明，没多久便被汪伪时期军统局驻镇江的情报组组长娶去做小老婆了！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从四川回到南京。那个驻镇江的情报组长被当作汉奸抓起来了，这位做小的女演员迫于生计，又重新回到扬剧队伍中来。正巧那时我和高玉卿在镇江演出，便进了我们的班社。
“她因为已有几年脱离舞台，很多功都需要恢复，特别是武功。她是当年扬剧界第一个能踩跷的文武花旦，从班社的角度要求，也希望她能尽快把武功恢复，为班社出力。练武功是需要有人把场的，当时这个任务就落在高玉卿身上。从此，高玉卿便陪她日复一日地练功。
“那位女演员不但人漂亮，而且嘴甜，会服侍人，就这样一来二去，他们之间的关系起了变化。我开始并不了解，因为那时我已经不练功，加之身边有了几个孩子，还要日夜唱戏，哪有时间管这些事。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没过多久，事情便传到了我耳里，我自然很气。可在旧社会，有钱有势的男人，家中有三妻四妾的，普遍得很。而且社会舆论也不谴责他们，甚至还赞赏这些男人玩弄女人是‘上风’，而女人如果有类似的行为，就是十恶不赦的‘下流’了！”
高秀英当时的心情，是既气又怕，气的是丈夫负情和那位女演员无义，不该以破坏别人家庭来报答对她的收留之恩；怕的是此事张扬出去，对三个人的声誉都有影响。一度也曾出现过离婚的念头，可是她思前想后，那样作的结果，很可能迫使高玉卿“破罐子破摔”，越滑越远，唯一之计便是“躲”。俗语说：“眼不见为净”。于是，她便独自一人悄悄到扬州大舞台搭班。当时在大舞台演出的演员有林玉兰、十岁红、曾月红、卞金山、徐道生等。
高秀英去扬州的消息，很快便传到高玉卿的弟弟高玉麟的耳里。高玉麟也是扬剧演员。因为他与哥哥同属“生”行，所以，他们弟兄从不在一个班社同演；平时与哥哥来往也不很多，倒不是手足之间有什么芥蒂，而是日以继夜忙于唱戏，没有时间。但高玉麟既然了解到兄嫂不睦，岂能充耳不闻，于是他主动找哥哥劝说：“哥哥，虽然现在与你同居的人年轻美貌，。不过，依小弟看，她这匹马你骑不了，说不定哪一天她一犯性会把你蹬个半死；再说，嫂嫂同你结婚十多年，生儿育女好几个，可不容易呵！而且，她现在名气比你大，包银也比你多，她真要是想找人，还不是易如反掌！她为什么忍气吞声一个人去扬州，并不是怕惧你，是为了不使家丑外扬，保全大家的声誉！你如果执迷不误，一意孤行，将来儿女长大成人也不会原谅你。何况在法律上、道义上也是不允许的。哥哥！我真诚地希望你尽早悬崖勒马，三思而后行啊！”
高玉麟一片肺腑之言，说得哥哥不能不动情。之后，高玉卿便赶到扬州准备和高秀英重归于好，破镜重圆。高秀英在丈夫的再三“软化”之后，只语重心长地对丈夫说了一句话：“你再不回头，早晚要象申贵生一样被庵里那般淫尼盘死！”
但高玉卿同那位年轻的女演员暗度陈仓长达三年之久，哪能一刀两断！特别是高玉卿这方，他在扬州呆着呆着，又借故溜回上海，准备学王金龙到关王庙与苏三重叙旧情。他怎料，一进那位女演员的门，就被那位女演员破口大骂，拳打脚踢，满脸被抓得伤痕累累……。高玉卿自知理亏，赶快狼狈逃窜，连夜又偷回扬州。一开始见到高秀英还不敢承认，但自知事情迟早是要暴露的，只得吞吞吐吐地把脸上被抓伤的经过，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高秀英也真是善良，“败子回头金不换”，只要丈夫能改过，她也就不再追究。
历时三年的家庭风波至此总算平息了！
另一件事却又发生了！
当时扬州的绿杨饭店，住的都是达官富商，经常有人叫女伶去饭店唱堂会。高秀英自然也是被叫的主要目标之一。但名为堂会，实质上就是叫这般年轻貌美的女艺人去陪酒献艺，供那些老爷们开心取乐；如果艺人自己不坚定，还随时有卖身的可能。对这班人还不能触怒，否则，扬州这个码头就蹲不下去。高秀英总是能推就推，能避就避，实在推避不了，也只得应付一下，然后借机溜之大吉。至于给多给少，高秀英从不在乎，甚至希望给得越少越好，最好是一文不给，今后也不再叫……
高玉卿心灵深处觉得，似乎在感情上欠了高秀英一笔债。因此，从他们重新和好以后，他总怕高秀英不知哪一天会把他甩了；特别是绿杨饭店不时派人请她去唱堂会，更增加了他的不安。有一次在扬州大舞台演出，他没征得妻子的同意，便会同前台老板，将高秀英用了近廿年的艺名筱秀英改为高秀英，以示高秀英是他高玉卿的妻子。
这一段虽然是高秀英家庭生活中的私事，但我思索再三，如果略去，那就会使读者难于理解，她为什么一直叫筱秀英，而突然改叫高秀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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