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 解放前后
自从秀英改姓以后，至一九四九年春江南解放，这三年里，他们的家庭生活设再出现什么波折。年年月月几乎都是一个节奏，在家照看儿女，在外流动演出，而流动的范围还不外是上海、南京、扬州、镇江一带。当时扬剧班社很多，唱扬州戏的剧场也多，仅上海就有十多个：南京路上四大公司楼上的娱乐场、大世界、大世界隔壁的太原坊都有扬剧；南市有同兴戏馆、维扬大舞台；四马路有神仙世界；虹口更多，有新舞台、长春楼、明幸楼……。为什么虹口更多？一者虹口地区工厂多，苏北籍工人多，二者虹口属日本人租界，很多东洋人雇佣的小阿姨多是扬州人，他们一有空就看扬州戏。当然，上海的这种形势与商业的发达有联系，商业越发达，服务行业越兴旺。理发店、浴室、餐馆（即令所谓的扬州“三把刀”—一理发刀、修脚刀、厨刀）的大多数职工都是扬剧的忠实观众。
南京虽然稍逊于上海，但解放前的金陵城完全是个消费城市，特别是夫子庙，那是个纸醉金迷、寻欢作乐的场所。饭店、酒家、舞厅、妓院、戏馆林立，充斥街头巷尾。一个小小夫子庙地区就有“秦淮”、“鸿运楼”、“六朝”、“丽都花园”、“金门”、“新世界”、“金陵大戏院”、“中央大戏院”等八九个演出场所；从大行官到新街口、鼓楼、山西路乃至于下关、二板桥都有扬剧场。为了写这本书，我又作了一些调查，居然在白下区的马府街，即今郑和公园附近和五老桥这些地方，当时也有扬剧小剧场。
各地唱扬剧的剧场多，高秀英夫妇流动演出的周期自然也长，往往在一个城市就能唱上一年半载，可见当年扬剧观众之多。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
从二、三十年代上海到处是英、法、日等国租界，到蒋介石政权、汪伪政权，后来又是国民党，虽然政权不断更迭，可是对戏曲艺人，特别是唱地方小戏的艺人来说，他们的生活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依然是日夜唱戏。因为戏曲艺人大部分是不问政治的，象梅兰芳那样蓄须明志的人毕竟是少数。这不能怪戏曲艺人政治觉悟低，而是社会地位、文化素养所决定的。换句话说，他们根本不具备过问政治的资格和权利。高秀英虽然当时已很有名，但也是只管演戏，不问政治。可是，一九四八年冬淮海战役以后，国民党逃往台湾，一般生活在白区的老百姓，与对待以前的政权变化，态度却不相同。特别象南京这一带是国民党长期统治的老窝，反动宣传由来已久，老百姓思想上难免不受影响，艺人自然也不例外。反动宣传除了诬蔑共产党共产共妻，还造谣说共产党来了以后，连切菜刀都要几家人合用一把，就象历史上日本人统治朝鲜半岛时一样。我小时在东北就听过这类宣传，说日本人不但只准几家人合用一把菜刀，还要将菜刀用铁链锁在一块固定的菜板上，以免被奴役的人民起来造反。
高秀英在百万雄师过大江前夕，正在镇江市金星舞台演出，她也对一些反动的政治宣传信以为真，惶惶不可终日。
我就这一问题问及高秀英。“你既相信谣言，必有所准备，你当时是怎么打算的呢？”’
“我过去不是同你讲过，扬州永胜街我和高玉卿有几间房子吗？当时我们一听那些反动宣传，以为共产党来了，戏一定不给唱了，还不如回到扬州，利用家里的几间房子，夫妻俩开爿小客栈，以度晚年。”
“后来客栈开了没有？”
“解放军进入镇江以后，真是秋毫无犯，老百姓看到的都是好人好事，后来我们也就把那些错误的念头打消了！”
“这么说，江南解放了，你们还是照旧唱戏？”
“是啊，一直唱到一九五零年十月，我们夫妇才一同进了苏北实验扬剧团。”
“苏北实验扬剧团是设在扬州吧？”
“对。当时因为苏北行署设在扬州，还有市、县两级机构，房子十分紧张，因此，团部就设在扬州大舞台。”
“这个团算不算全民所有制？”
“不算，属私营公助。”
“有哪些成员？”
“演员有我和高玉卿、王秀兰、周小培、卞金山、徐道生、蒋剑峰、蒋剑奎、杭麟童、张美云、程玉龙、筱美娟、王金洪、左春林等等；打鼓佬是黄永祥。”
“既是公助，政府一定要派干部吧？”
“一共派来三个：正团长顾鲁竹，是苏北文联的干部，属兼任；另一个副团长张玉卿是艺人；还派来一个指导员，叫杨少平。”
“五〇年底，当时的政务院已向全国戏曲剧团提出改人改戏改制的问题……”我提示地询问。
“是啊，我们每天上午都学习，我还当了个学习组长呢！”
“具体地说你们改了哪些？”
“譬如过去我和高玉卿唱戏，是拿票头的……”
“什么叫票头？”
“票头就是从卖出的每一张戏票中，按一定比例提取。作为我们的包银。”
“每个人都拿票头吗？”
“不，只是极少数挑大梁的人，才能拿票头。”
“你和高玉卿在入苏北实验扬剧团以前，是怎样拿票头的？每日收入有多少？”
“具体提成的比例我已记不清了，因为那时这类事，都是高玉卿管，但每天的总收入，我记得是十二元。
“那一个月要收入近四百元了！”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收入。另外，替我们管衣箱的工资也由我们开。”
“为什么当时会出现拿票头的现象呢？”
“因为当时剧场老板邀角，谈包银是个磨嘴费牙的事，给少了角儿不干；给多了老板又没把握，万一上座不灵，不是要吃倒账吗？所以，就有人想出这个办法，拿多拿少都与上座情况挂起钩来，只要把提取的比例谈好就行了，生意好就多拿，生意差就少拿，互不吃亏，两相情愿。但是，一般的演员不会拿，也不肯拿，还是固定包银可靠。”
“当时象你们拿票头的，在扬剧界还有哪些人？”
“还有老金运贵。”
“噢，提起金运贵，我倒想起来了，一九五三年我到他们金星扬剧团搞民主改革，我还收到不少群众的揭发信呢，说他剥削大家，每天收入几十元。”
高听后反过来问我：“那时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没怎么处理，劝说她放弃一些既得利益也就完事了。”
“你说拿票头算不算剥削？”
“肯定算的，因为当时搞的是平均主义嘛！但，今天看来，它正是体现了多劳多得。”
“我也是这么认为，不过当时我不敢说，也不会说。”
“你们进实验扬剧团以后，工资是怎么定的？”
“一律改成固定工资，我最高，每月八十五元。但一开始仍旧是一天一拿，后改成三天一拿，再后才改为每月发一次。”
“当时你们是怎样进行戏改的？”
“首先是把以前的幕表制改为剧本制或半剧本制。”
“你们成立实验扬剧团以后，过去的连台本戏还演吗？”
“演。不过也新排了不少戏。”
“有哪些？”
“刚建团不久，全国新区就进行了土地改革。为了配合运动，我们排了《白毛女》。记得是徐孝长同志为我们读的剧本，他一边读，大家一边哭，后来去泰州演出，连满了十几场。”
“除了《白毛女》还排了什么？”
“现代戏有《小女婿》、《王秀鸾》、《邗江怒潮》，另外还排了《皇帝与妓女》、《史可法》等新编历史剧。”
“你演了哪些角色？”
“演过李师师、史可法夫人、《小女婿》里的主任、《王秀鸾》中田喜的妈妈。”
“你这不是有点改行了吗？”
“演现代戏不改行怎么行，当时我已靠四十岁了！”
“五二年你们参加文艺整风没有？”
“参加了，每天上午都学文件，还联系戏改进行讨论。”
“怎么联系法？”
“譬如谈到要净化舞台，就联系到过去台上的检场。就是演员下跪要临时由检场加台垫的问题；联系到恐怖形象问题，如白蛇传中端阳佳节白娘娘吃了雄黄酒显现原形；还有净化舞台语言，等等。总之，大家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是不是学过就改呢？”
“学过就改，那真是边学边改，上午学的，下午和晚上演出就改。”
“由谁来改？那时建立了导演制吗？”
“没有。说老戏由高玉卿负责。排新戏由文联派人。关于净化舞台形象，主要是指老戏。”
“你们当时团内既然有文化教员，想必也有文化学习。”
“有。我现在的这点文化，与那时的学习是分不开的。”
“你从小学戏，丈夫也是演员，为什么你那么多子女从小都不学戏呢？”
“虽然我后来在扬剧界稍有名声，但还是供人玩乐的戏子啊！……”
“那苏北实验扬剧团成立后，你和高玉卿怎会突然让你儿子高荣森学起戏来的呢？”
“那是不得已，一九五二年荣森已十八岁，他爷爷说高家就这么一个儿子，执意要他学戏。”
“一九五三年苏北实验扬剧团调到省里，当时荣森为什么不来？”
“说起这，我现在想想很伤心。你想，荣森都十八岁了。才来学戏，能学得好吗？别的不说，就谈腰腿全部硬了，那是练不出来的。”
“反正你们让他学戏的目的，也不是指望他日后象你们夫妇一样成为著名演员。”
“话是不错，可是他老子一天到晚逼着他练，哪料到有一天练早功，他老子起得晚，没去大舞台，忽然有人来报信，说荣森摔伤了。我急忙跑去一看，真把我吓死了，只见他满身是血，原来是大腿根和肋骨的地方撕破了，于是赶紧送医院。这样一来，家庭会议上又重新作了决定：不学戏，伤好后再念书。”
“那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前夕，荣森怎么又从扬州到了南京，进省团呆了一个时期呢？”
“那是因为五八年大跃进，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他老子舍不得儿子插队，才把他弄到南京进省团的。”
“可是没多少时，他又转业了，不是吗？”
“他那时进省团不算正式演员，是临时工，每个月二十三元钱，伙食自理。他干得没劲，后来就让他转业了。”
我说：“其实，现在回想一下，他还是转了好，不然在团里也是一个打下杂的龙套，哪能有今天这样，他现在是南京市盆景艺术协会的副会长。听说有位副省长对他制作的盆景十分欣赏，准备今年让荣森去香港参加展览呢，是吧？”
“说是那么说，去了才能算数呢！叫他学戏、念书，他都不怎么用心，可是后来他却爱好起盆景来了。也不晓得他是跟谁学的，这些年他在盆景上可真舍得花钱，不论出差到安徽、福建，凡是有山的地方，他都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像寻宝一样，每次都带一大包石头回来，然后再慢慢制作。”
“兴趣是成功的第一要素。有兴趣就能钻进去，只要钻进去，就能做出成绩来。”
高秀英听后，点头同意说：“我学戏、演戏几十年，能多少有点成绩，也是这个道理。” 
(责任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