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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鸿雁传书》的艺术创造
《鸿雁传书》是扬剧首创，但却不是扬剧传统，而是京剧《征东全传》中《赶三关》一折里的一个情节，即在薛平贵口中提起过鸿雁捎书的事。二、三十年代，扬剧刚从农村走向城市，变业余为专业，为了适应城市，特别象上海那样的大城市观众的需要，就从那个时代起，扬剧大量移植改编京戏。剧目如此，音乐也如此。现在扬剧通用的锣鼓经，基本上全是京剧的。《王宝钏》这个剧目就是那个年代演京剧移植为扬剧的。当时扬剧移植这些剧目，并不是象今天这样，首先把剧本移植过来，然后再根据扬剧的语言和音韵加以改编，而是由说戏的讲个故事梗概，再分分场。至于唱什么，说什么，完全靠演员上台自由发挥，可长可短。
《鸿雁传书》就是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下，由扬剧艺人根据京剧《王宝钏》的《赶三关》中提到鸿雁捎书这个细节而发展出来的，很可能这个人就是向高秀英推荐的《鸿雁传书》的老艺人张月娥，因为她当时正唱《王宝钏》一类戏。可以作为旁证的是，近几年编扬剧史时，从未有人提出《鸿雁传书》是扬剧的传统。遗憾的是，张月娥早于五十年代下世。无法从他的口中再证实这个问题。
据高秀英讲，过去唱幕表制的《王宝钏》，也不是每个人演时都有《鸿雁传书》一折，而是愿意唱就唱，不愿意唱就不唱，有本事的就多唱，没本事的就少喝，反正是一个人的戏，有这折没这折都与全剧无关。
一九五四年由何鹤整理改编的《鸿雁传书》，实际上是创新，因为作者是搞话剧出身的，非常重视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而这折戏所需要的正是这点。挖拙得越深，描写得越细腻越好。加之，作者旧文学的造诣较深，唱词写得优美动人。所以，我国戏剧艺术大师、原中国戏曲艺术研究院院长张庚同志，称这个戏为诗剧。他对高秀英通过唱、念、做所塑造的王宝钏，也极为称道。他从一九五四年在上海看过高秀英演出的《鸿雁传书》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每到各地去讲学，经常要带一盘“鸿”剧的录音带，作为范例来讲解。一九八八年夏季，我在徐州召开的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会上见到他时，他还向我和石来鸿同志提出，帮他找高秀英给他重录一盒《鸿雁传书》的带子，因为他原有的带子，由于放的次数太多，已磨损。后来，我们告诉他江苏音像出版社正准备出版高秀英立体声的《鸿雁传书》，他听了非常高兴，千叮咛万嘱咐，一出版发行便寄一盒给他。可见他对此剧爱之深切！
《鸿雁传书》的故事很简单，讲的是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一日，去武家坡挑野菜度日，忽听空中有鸿雁长鸣，这时她想起“八月初八雁门开，孤雁足下带书来”的传闻，于是她便向鸿雁吐露自己的心情，果然鸿雁应声而落。但武家坡乃是旷野荒郊，哪里来的笔墨纸砚，有心回窑去写，又怕鸿雁飞走，无奈，只得撕下罗裙，咬破手指，写封血书。但血书究竟系于何处，又斟酌再三，最后决定将血书系在鸿雁尾部。鸿雁在王宝钏殷殷嘱托声中腾空而起，径直向西飞去。至此，王宝钏“十八年来才露笑容”。
《鸿雁传书》由于全剧只有一个人物——王宝钏。这既赋予该剧的特点，同时也给演员和演出增加了难度。在长达近四十分钟的演出过程中，演员不是唱就是说或是做，没有片刻甚至没有一秒钟可以偷懒或疏忽的地方，演员始终处在全剧场观众视线的焦点上；另一特点是演员在舞台上没有交流的对象，仅有一只鸿雁，而且也只是存在于演员的心象之中，没有实物。因此，在表演上要求演员一出场就必须真实、准确地生活于规定情景之中，而且要细致地反映出人物每一心理变化及其发展。为了做到这一点，演员首先要将人物的行动线理清理顺。
王宝钏十八年苦守寒窑，生活上肯定是困难重重，否则也不去挑野菜度日。可是王宝钏的性格是坚强，心情是乐观而有信心的，不然她早已生活不下去，或被母亲接回相府，所以，戏一开始，人物的心情是平静的。同时因为这个戏的特殊性——只有一个演员，只能采用传统的手段来写，由演员自报家门，换句话说，在演员进行自我介绍时，是把人物划出戏外的，即人物上场时的四句“双蝴蝶”：
闷似湘江水，
涓涓不断流，
有如秋夜雨，
一点一声愁。
及下面的一段白：
“奴家王宝钏，自从薛郎投军去到西凉，至今一十八载，未见音信归来，看今日天色尚早，我不免去至武家坡前盼望于他，顺便挑些野菜度日便了！”
以上这段戏，高秀英仅仅在小锣声中缓缓走上，行至“九龙口”亮相、起唱，她几乎没用什么动作，因为这段自我介绍不在戏中，只要展示一下王宝钏作为相府之女的雍容、大方的风度就可以了。
演唱“王宝钏手持竹篮出窑门，到坡前挑野菜苦度光阴”时，戏才开始。经过一个圆场，王宝钏突然发现一位军爷骑马而来，她误以为是自己的丈夫薛平贵从西凉归来，急忙迎上前去，欲喊……，，但却是她思夫心切，看错了人，自己一阵脸红心跳。因为在封建礼教下误认夫君，那是被人不齿的。于是，高秀英在这里加了一个停顿，以留给人物作情绪的转变，使她重新恢复平静。至此，完成人物行动的第一个段落。
然后她继续前行。一路上的良辰美景，对她来说，都成了扰乱她芳心的因素——
“恨杜鹃不住耳边鸣，伤心人怕听这断肠声！”、哪有心观看蝴蝶对对展翅飞，唤起我新愁旧愁恼人心！”
她终于排除了这一切干扰。来至坡前，只见遍地野菜一片青青，十分欣喜地将竹篮放下，取出铲刀挑菜。这是人物行动的第二个段落。
这时鸿雁在长空飞鸣。可是，王宝钏在专心挑菜，并未理睬，及至鸿雁鸣叫不已，盘旋不去，王宝钏才联想起鸿雁传书的传说，萌生带书的念头。但传说是不是可信，王宝钏也没有亲身体验过，于是她试着说了一句：“鸿雁哥哥！你果真有侧隐之心，愿为我那薛郎带信，你就飞落下来！”
果然鸿雁应声而落。至此，王宝钏带书之意最后形成。不过，武家坡哪来的笔墨纸砚？回窑去取，万一雁飞走了怎么办？瞻前顾后，只有撕下罗裙，咬破手指，写封血书带往西凉。
可是，一别十八年，别后生活，她苦不堪言，一时间真不知该从何写起。所以，开始写信时，高秀英在表演上掌握了一个“慢”和一个“断”宇，因为王宝钏要思索，要斟酌……。
但是，人的感情闸门一经打开，就往往是一泻千里般地越流越快，挡也挡不住。这时，高秀英的表演是越写越快，越写越多。因为王宝钏此时此地已忘记鸿雁在旁等待，若不是鸿雁再三鸣叫催促，她还不会回到现实中来。于是，她急急忙忙收指，大体上重新看过一遍，便起身走至鸿雁面前，然而一个新的难题出现了——她不知道到底应该把血书系在雁的什么部位才好才对？她开始想系在雁的颈上，但路远口干饮水打湿了怎么办？绑在翅上，怕一边重一边轻难以飞行！捆在腿上，万一落树缠在枝上扯碎呢？左想右思，终于找到稳妥之处——藏在雁的尾部。这是全剧人物行动的第三个段落，是唱、做最吃重的一段戏，在全剧的时间比例上，它几乎要占到百分之七十。
不过，全剧的高潮，却在最后一段。就是王宝钏把血书系好，给雁喂了喂她刚挑出的新鲜野菜，对雁千叮万嘱跪拜后，雁一声鸣叫，腾空而起向西飞去。鸿雁是渐渐飞远了，而王宝钏与薛平贵相见之期将是越来越近。这个段落虽短，只有几分钟，但它却是剧情的高潮，人物感情发展的高潮，也是观众看戏看到这里。希望人物能尽情地倾吐一下十八年来的郁闷和别情的所在。因此，在这里所唱的“堆字大陆板”，使人物的感情如万马奔腾，一泻千里，圆满地完成了人物、演员、观众三者的统一，给人们美好的向往和美的享受。
过去，高秀英唱了近三十年的“堆字大陆板”，由于都是幕表制，很少有固定唱词，当然更谈不上文彩。而《鸿雁传书》则不同，这段唱词写得不但很有诗意，而且十分符合王宝钏当时的思想情绪。加之，高秀英进省团伊始有着许多烦恼，而一九五四年正是她在党的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扫掉了她心中长期积压的郁闷，重新吐露笑容的一年，因此，她能深刻体会王宝钏请鸿雁传书前后的思想感情。特别是用她最拿手的“堆字大陆板”来表现王宝钏此时此地的欣喜之情，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本来在初稿中，作者并没有安排唱“堆字大陆板”，而是在排演时加进去的。这一改动，为剧本、为人物、为演员都增加了更大的光采。为了与读者共享这一喜悦，谨将这段如诗似画的唱词抄录于下：
王宝钏：（双手将雁捧起，抛向空中，雁腾空而起，一边鸣叫一边展翅向西飞去，直冲云霄，王宝钏惊喜万分）
（唱）只见鸿雁腾了空，
王宝钏十几年来才露笑容，
但愿你一路平安把信送，
薛郎他见信定会转窑中。
那时候，
恩爱夫妻，
久别重逢，
诉不尽的离情，
说不完的苦痛，
我说我，
等了多少春天严冬，
受了多少笑骂讥讽，
忍了多少饥饿寒冻！
他说他
十几年来上阵杀敌，
斩将冲锋，
立下了多少大小战功，
常把为妻记挂心中！
怎奈是，
关山相隔，
音讯难通！
以后夫妻，
同到相府，
我要那嫌贫之人，
看看我夫可是终身贫穷？
把我的一口闷气，
化为清风，
手挽手儿回到窑中，
重整门庭。
从今后，
我夫妻抛却愁闷，
改换笑容，
永不离分，
同偕到老。
患难相共，
我夫妻永远把你铭刻在心中！
一九五九年，江苏省扬剧团奉调去京参加国庆十周年纪念演出，除带了《百岁挂帅》、《恩仇记》两台大戏，还带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折子小戏。《鸿雁传书》就是其中的一个。为了精益求精，去京前对所有剧目都分别作了适当加工。
《鸿雁传书》主要改动了王宝钏一出场的四句定场诗。原词是：
闷似湘江水，
涓涓不断流，
有如秋夜雨，
一点一声愁。
改动后的四句为：
边塞三千里，
寒窑十数年，
我心似明月，
常照薛郎前。
其所以作如上改动，是鉴于原词虽美，也颇有诗意，但基调显得伤感低沉，与人物的性格不相符合。因为王宝钏是一个非常坚强，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典型，如果她是那么多愁善感，怎能苦守寒窑十八年！
第二个改动处就是王宝钏将血书写好后，到底系在鸿雁那个部位的思考过程，作了压缩。因为鸿雁传书的传说，带有很大的浪漫主义色彩，过份追求生活真实，反而破坏了诗的意境。在这次加工时，原编导何鹤同志已远调盐城工作，加之，他身体多病，所以领导上临时决定由我代劳。进京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后的反响仍像一九五四年参加华东会演那样强烈。梅兰芳大师看过戏后，主动到后台向高秀英祝贺，赞赏演员吐字清楚，满台皆戏，并谦虚地说：“这样吃重的独角戏，京剧演员拿不下来！”
苏联专家叶·康·列普柯夫斯卡娅，也热情地跑到后台与高秀英长时间拥抱，并连连竖起大拇指表示敬佩。同场看戏的还有田汉、罗会如、张庚等一大批前辈和专家。
同年《戏剧报》 16期著名文艺评论家戴不凡在《三观扬剧一得》中曾作如下评介：
“……扬剧《鸿雁传书》……事情看来颇为荒唐。鸿雁何知，怎会听王宝钏的话，乖乖飞落地上？怎知西凉路径？又怎知薛平贵见何人？但是，看了江苏省扬剧团高秀英的表演，不由人不相信，王宝钏的血书，是由那只孤雁带给薛平贵去了。”
“……事件是虚的，但人物感情却是逼真的，是实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演员在台上却偏偏善于假戏真做，于是更使观众深信不疑。世界上恐怕少有象王宝钏这样的“情痴”，有如此情痴的也难得如此好雁，但是，演员却把“情痴”遇好雁的种种，逼真地搬演起来。……记得一九五四年华东会演中，看了高秀英居然把《鸿雁传书》这个再简单不过的故事，在台上演出近四十分钟之久，充满诗情画意，我开始为产生于我国戏剧故都之一的扬州的这个剧种所吸引了！”
写到这里，我倒又想起有关《鸿雁传书》的另一个故事来了——
上海杨浦区退休工人李招娣，有个外甥在香港一家酒店当厨师，十年动乱前，回上海探亲，谈起平日的生活和爱好，十分动情地说：“在外头，一天忙下来，夜深入静，我们几个同乡就打开唱机听扬州戏唱片，最爱听高秀英的《鸿雁传书》，特别是最后一段大陆板堆字，越听越来劲；有时候，我们听着，听着，就想起了家乡的情景和亲人，禁不住掉下泪来。高秀英唱得真好！”外甥的一番话，深深打动了李招娣的心，想不到一张家乡戏的唱片，竟对远在港澳的亲人有这样大的魅力。于是，她特地赶到音乐书店买回两张《鸿雁传书》唱片，经常欣赏，视如珍宝。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破四旧”声中，一切过去的优秀文化遗产都成了“封、资、修”，尽在扫除之列。李招梯一家人忍痛销毁了一些唱片，但当拿起《鸿雁传书》唱片时，说什么也舍不得敲碎它，即使冒多大的风险，也要把它保存下来，就小心地把它装在唱片盒里，用厚厚的棉花胎包着，藏在被箱之中。
一九七〇年春节，李招娣的一些至亲上门拜年，有人提议：把唱片拿出来听听，让大家高兴高兴。于是，他们关上门窗，把连接电唱机的扬声器压到最低音量，偷偷地欣赏着。正当大家听得入神时，有人咯咯敲门，可把大家吓坏了，急忙把《鸿雁传书》唱片往床下塞，慌乱中唱片边缘碰了一道小裂纹，结果，进来的却是李招娣的丈夫带着单位的领导前来慰问。等人走了，大家望着那张破损的《鸿雁传书》唱片，十分心疼。
一九七九年春，阔别上海十六年的高秀英又到上海演出。李招娣一家得知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但戏票十分难买，从杨树浦到大世界隔壁延安剧场又太远，老的走路不方便，小的要忙上班，到底怎么办呢？全家人计议的结果，决定给高秀英写一封信，写上那张裂纹唱片的事，写上他们渴慕企盼之情，希望得到高秀英的帮助，让他们一家人能看到高的演出。
高秀英接到这封充满感情的来信，展读再三，眼角都湿润了。她从信里看到了人民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仇恨，也看到了群众对地方戏的热爱。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信，而是广大观众火红的心。她立即设法买了六张戏票，给李招娣一家寄去。
后来，高秀英还应邀到李招娣家里作客，共同欣制鸿雁传书》唱片，唱盘不停地转动着，动人的唱腔在飞旋回荡，乐声里交溶着观众与演员的血肉深情，也汇合着主人和客人的共同心声：让社会主义文艺春天的赞歌飞向四面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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