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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再次夺魁后的风波
经过华东会演，高秀英在省扬剧团乃至整个扬剧界，有了一定的地位，成了剧种的代表人物。除了政治上、艺术上得到应有的地位以外，工资待遇也得到了调整，由原来的每月85元上升为120元，居首位。因此，一九五七年江苏举行首届戏曲会演，她的参赛剧目，必然被剧团列为重点考虑对象之一。
当时，团内原编剧人员，因种种原因，相继调离，我则刚调进不久，但那时我工作的重点在导不在编，加之我对团内、对演员各方面的情况都不熟悉，所以团部研究再三，还是请原在团里搞编剧的石朱鸿同志和我一起，根据老艺人林玉兰提供的幕表戏《僵尸拜月记》进行较大的整理改编，并改名为《恩仇记》。
这个戏是写卜巧珍带丫环菊香外出游春，菊香遇失散多年的未婚夫施子章，自然喜出望外，有说不完的离情。
卜巧珍见景思情，被色鬼邓炳如看在眼里，借奉还卜失落的罗帕，上前大献殷勤，给卜以好感。是夜，邓偷进绣楼，与卜春风一度，珠胎暗结。后被卜父发现，气极举棍欲打，一跌命亡。
邓炳如一去不返。卜与菊香意欲投奔他乡，途中巧遇邓。邓为了逃脱责任，竞丧心病狂一脚将卜踢死。
菊香只身进京寻找施子章。斯时，施已高中头名，见菊香到来，高兴异常。谁料施的姐夫竟是邓炳如，菊香要求子章为卜小姐一家伸冤报仇。
但施姐秀琴却又百般求弟给以宽容。到底是国法为重，还是人情为重，在施的头脑中，展开一场激烈的思想冲突，最后终于大义灭亲，将邓问斩。
《恩仇记》的戏集中在一花旦（菊香）、一青衣（施秀琴）、一小生（施子章）、一小丑（邓炳如）、一小旦（卜巧珍）五个人物身上。高秀英演施秀琴。
全剧最牵动观众心弦的是最后公堂一场。由于施秀琴的求情，给弟弟施子章带来一系列的内心矛盾。这中间饱含着对封建礼教的揭露和鞭挞，充满了公与私、权与法的斗争。因此，这个戏无论是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境界，深受广大观众喜爱，成为一九五七年江苏首届戏曲会演中最轰动的剧目，获全奖，即优秀剧本奖、优秀演出奖、导演奖、音乐奖、舞美奖和一、二、三等表演奖。
高秀英在这出戏里，又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典型人物。她既善良，但又不辨是非。她一方面深切痛恨自己丈夫在外面寻花问柳；另一方面，在封建伦理观念的影响下，又再三在弟弟面前为邓求情。以上两方面，高秀英都把握得很好，并充分体现出来，从而她继华东会演之后再一次荣获表演一等奖。
与她同获一等奖的还有扮演菊香的华素琴和扮演施子章的蒋剑峰。演邓炳如的是周小培，他创造性地塑造了一个俊份的丑，成功地运用了扬剧原有的“说板”和“莲花调”，把邓炳如轻浮、玩世不恭、肮脏丑恶的灵魂，表现得淋漓尽致。张庚同志在上海看了演出，十分赞赏周的表演，说他可以和川剧名丑媲美。
一九五七年省一届戏曲会演，虽不能与五四年华东会演相比，但规模也是很大的。从中央到各个省、市都派有观摩团。《恩仇记》一面世，全国各地戏曲剧团竞相上演，据统计约有十多个剧种，五十多个剧团先后移植。陕西政法部门还把这个戏作为教材组织政法干部观后学习。一时间在全国戏曲界形成一股“恩”剧热。
正因如此，省扬剧团的领导也想就此向外交流，以便扩大剧种、剧团的影响。
首先考虑的就是上海，因为扬剧虽然起源于扬州一带。但真正发展壮大还是二、三十年代在上海。
上海有着近百万的苏北人，特别是纱厂、码头、饮食服务业、公交方面，扬帮人更多。当时上海虽有三个扬剧团——友谊、艺宣、华联，但他们都是区一级领导的集体所有制剧团，无论在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都逊于江苏省扬剧团。上海市市一级的剧场，扬剧很难进入，很多从业人员或多或少有一些自卑感，总认为唱扬州戏低人一等，都希望江苏省扬剧团能借华东会演、省一届会演取得优异成绩的东风，到上海去为扬剧打开局面。
但当时上海比较象样的剧场都不空，只有地处闹市的天蟾舞台可进。可是天蟾舞台三千多座位，从来都是演京剧的场子，扬州戏能去吗？为此，展开了一场争论。剧团内以高秀英为首的老演员们既希望进又怕进。希望进不难理解，可以为扬剧扬眉吐气；怕进也很现实，因为扬剧历史上从没有进过这么大的剧场，万一每天观众只有三、四成座，岂不自找难堪！
这时，上海的几个扬剧团很支持江苏省扬剧团，特别是友谊扬剧团的华桂生团长，一再为省扬打气，愿意与省扬分挑重担。当时辛瑞华团长和我等负责去沪联系演出事宜，住在靠近大世界的旅馆里，每天从早到晚都有许多“三把刀”的观众来访，支持省扬到天蟾演出，为了让省扬放心大胆进“天蟾”，他们纷纷登记预订省扬戏票。这样，省扬领导才下定决心进天蟾舞台。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最后也只签了 二十天的合同。
省扬一九五七年首战上海，堪称扬剧史上的一次省会。剧团没去之前，上海凡是有扬州“三把刀”的饭馆、浴室、理发店，都在橱窗内贴起了精致套色的省扬去沪演出的大海报。“解放”、“文汇”、“新闻”、“新民”各大报也同时发了比较大的广告。
省扬大队人马抵沪之日，上海的扬剧同仁和扬剧观众代表，就象庆祝节日或迎接贵宾一般，敲锣击鼓，高举大幅欢迎布标，租用了大大小小的客车，燃放着鞭炮、从北站开始，一路吹吹打打，绕过天目路、新疆路、北京路、南京路、西藏路再进入福州路天蟾舞台。
早已等在剧场门口的上海三个扬剧团的全体同志，广大扬剧观众和路人，真是为之路塞，交通都受到了影响，其声势之大堪称空前，轰动了上海市。
但，到底售票情况如何呢？本来是想通过上海扬剧界的关系，到有扬州人的工厂、饭店、旅社、浴室、理发店等处去推销，去组织，可是连华挂生老团长也感到意外，从广告登出售票之日起，天蟾舞台的门口通宵排着长队，有多少忠实可爱的扬剧观众为了买一张票，看一看以高秀英为首的江苏省扬剧团的戏，竟一夜不睡，自带板凳坐等到第二天上午八时开始售票。那种场面，那种情景，使天蟾的老经理姜振海同志和长期主管上海剧场演出的蒋柯夫老处长都为之震惊 了！
三千多坐位的天蟾舞台，是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最大的剧场，竟以《恩仇记》一剧连日暴满十四场，真是给扬剧争了气，给居住在上海的扬州人增了光。
由于上海演出的轰动，《恩仇记》在全国范围内相继有十几个剧种，五十多个剧团移植上演。
但营业再好，也必须体现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因此，最后几天还是按原定计划，上演现代戏《防汛英雄》。
高秀英、华素琴、周小培等在《防汛英雄》中没戏，我便假借京剧著名演员王玉蓉的家里，请他们一道聚聚，喝几杯庆功酒。可是万万不料，酒还不到三巡，电话响了，是来自剧场的电话，说观众在剧场闹事了！
“闹什么事？”我急切地问。
“观众闹着要看高秀英的戏！”
“这个戏里没有她的戏，怎么看？”
“可是观众不管，你还是叫高秀英立即赶回剧场来吧！”
尽管此事很没道理，但从另一面却说明了观众对高秀英的欢迎程度。于是，我们叫了一部出租车把高秀英送回剧场。在多方磋商下，高秀英临时赶装，在《防汛英雄》演出前，加演一出《鸿雁传书》才算了结。
那天戏演完已到午夜了，这也可说是另外一种盛况吧！
事后，有人分析说，可能是淮帮的人看到扬剧在上海太风光，有气，所以派人跑来报复和捣蛋。
我们不相信这种说法。因为省扬与上海人民淮剧团关系一向较好。上海人淮经常到苏北盐城地区巡迴演出，都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盛情接待和热诚欢迎。
当然，在旧社会形成的帮派势力，矛盾是非常之深的。虽城扬帮和淮帮都是苏北人，都是在旧上海出卖体力的劳改者，可确有不团结的现象，并渗透到扬剧和淮剧的观众中，就象上海越剧观众中捧这一流派的常同捧那一流派的观众“骂山门”、“打相打”一样。
虽然这种现象后来没再发生，但从这里可以总结出两点教训：第一、安排剧目和演员，要同观众、同演出地区联系起来考虑；第二、对高秀英在上海扬剧观众中的威望估计不足。高秀英虽然出生在邗江，她实际上是在上海成长的，特别是她的艺术生命，学戏在上海，成名在上海。但她从一九四七年以后到这次去上海，整整十年没同上海广大扬剧观众见面了，因此，出现这次闹事，也是可以理解的。
省扬首战上海取得了很大成功，不但扩大了扬剧和江苏省扬剧团的影响，而且在经济效益上收获也较天。在上海演出一个月的收入足够全团发放几个月工资。当然，省扬是全民所有制剧团，并不靠演出来发工资，但团里经济上富裕，业务活动就有了活力。
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省扬每年都去一次上海，一方面是满足观众的需要，同时也增加收入，促进剧目生产，促进艺术质量的提高。
一九五八年去沪演出的主要剧目为《白蛇传》、《劈山救母》、现代戏《209号》等，剧场仍是“天蟾”，仍旧是从头到底客满。不过，这次去沪演出前，有个小小的插曲，即在我们去沪之前，天蟾舞台是由北京京剧团的四大名牌——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演出，营业自然很好，其他京剧团都不愿接这个热场子。“天蟾”从二十年代建成后，从来都是演京戏的剧场，只有五七年省扬剧团去演过。为此，“天蟾”经理姜振海特地从上海赶到南京，想邀我们去解解困。不巧，我们正在镇江一带巡迴演出，于是他连夜又追到镇江，向团长辛瑞华求援。我们出于去年双方合作得很愉快，而且做到艺术、经济双丰收，所以便义不容辞答应下来。
当时，我同孔凡中同志正在仪征县岔镇乡下体验生活，接到长途电话后，立即赶回团部，将团调回南京，加工《白蛇传》。又赶排根据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在拍摄的《羊城暗哨》改编的《209号》，由于时间紧，这个戏没有排完，即去上海演出。然后在《白蛇传》上演过程中，完成《209号》的排练和彩排，正式演出时，上海著名的特级理发大师刘瑞卿、蔡万江等都义务来后台帮助演员做头，也给那次演出增加了新的光彩。在这个戏里，高秀英演的是一位医生的太太，演得很有风度。在《劈山救母》中，她演正旦王英。
一九五九年在天蟾演的是《百岁挂帅》。
一九六四年，因省领导决定省扬去兴化、高邮、宝应一带慰问拓宽大运河工程的民工，没有去上海。
一九六二年第四次去上海，仍在“天蟾”。首演剧目为折子小戏《石灰记》，由任桂香、蒋剑峰主演。《皮五辣子》由华素琴、蒋剑奎、陈立样、杭麟重主演。压轴戏是高秀英、林玉兰、王金洪主演的《断太后》，受到上海扬剧广大观众的欢迎，解放、文汇、新民各报都发了不少评介文章。
其中，新民晚报名记者张之江在6月17日晚报第二版“昨夜好戏”栏目中曾作如下评述：
“……高秀英的李太后，一头银发，衣裙简朴，外表素雅端庄，气派大方，她又用的是睁目定光的表演方法，既显出了李后瞽目的真实感，又显出了她虽然处于贫困之中但是貌悴而神不伤的太后身份。特别是演到范仲华来报：‘大宋真宗天子已经崩……崩……，’时，高秀英演的李后于听到第一个‘崩”字时是侧耳而疑，听到第二个‘崩’字时是定目而惊，最后听说‘正是崩驾’时，那从一对眼睛里骤然发射出来的光芒，正如李后数十年来的幽怨和悲哀一时涌向心头一般。这层次和分寸都说明了她在表演艺术上的火候之深！自此以后，李后闻复元太子即位时的笑，闻复元太子登基后不寻老母而选美女时的怒，高秀英演来都能使这些感情的产生与转变达到非常自然的境界。
她的唱高亢而兼柔婉。尤其是那一段一口气要把二十年来的宫闱隐秘向包拯倾诉一尽的‘堆字大陆板’，高秀英唱来字字如同铸金琢玉，精确而有光采，使人只能感到一泻千里的角色感情，而不知演员在哪里偷腔换气，真是少见的功夫。”
这次在沪演出，虽然是以小戏打炮，却引起了文艺界的普遍关注。首演那天，按常规要招待新闻界、文艺界和主管领导部门，但非常不巧，江西省赣剧团在大众剧场上演的《西域行》也是首演，很多文艺界知名人士都是同时收到两个剧团的招待票，著名导演黄佐临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但他考虑再三，最后还是来了“天蟾”。我在剧场门前遇见他时，曾问过他，为什么不去“大众”？他说：“听讲《皮五辣子》是个喜剧，所以我就来这里了。”
折子戏下来，还演出了《合影楼》、《三女审子》。高秀英在《三女审子》中扮演的是大夫人，是个折衷主义的好人，演得也很成功。与扮演二夫人的华素琴和扮演三夫人的任桂香，可以说是珠联壁合。之后，当时主管中央电影局的陈荒煤同志在宁看了这个戏后，立即组织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蔡振亚、荣磊赶来南京筹备拍摄戏曲片。待电影文学本改出，即将投入拍摄时，“文革”的序幕已拉开，首先是不许再演传统戏，《三女审子》拍摄电影的事因此便中途夭折。
省扬剧团在“文革”前最后一次去上海演出是在一九六三年夏季，只带了一台大戏，即反应知识青年插队落户的《耕耘记》。高秀英在这个现代戏中演的是大妈一角。戏不算多，但演得很称职，充分体现了对知青的关怀体贴和无微不至的照顾。
 江苏省扬剧团一九五七年六月去上海演出期间，高秀英等女演员与上海友谊、华联、艺宣三剧团部分女演员合影
前排左起：筱玉香、王秀兰、林玉英、高秀英、许贵芬、潘惠琴、朱兰芬、筱素琴、筱艳香
后排左起：王美云、筱玉露、陈碧秋、任桂香、石玉红、周爱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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