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地处中国南北交融之地，其文化兼具“南秀北雄”的特征，这一点也很鲜明地表现在扬剧上。
扬剧发源于扬州，是江苏省的一个主要地方戏曲剧种，流传于江苏、上海、安徽一带。扬剧的代表性人物有两个，一是高秀英的“高派”旦角，其演唱高亢激昂，大气磅礴，独创“堆字大陆板”，名满天下，其影响已超出扬剧本身。京剧名家李世济在《陈三两爬堂》中就根据堆字大陆板新创了一段二黄垛板，极具特色。另一个就是金运贵的“金派”生角及衍生出来的旦角，其演唱潇洒飘逸，低回婉转。金运贵的嗓音不高不亮不宽，所有唱腔都只能在中低音区徘徊，但是通过精选曲牌、缩小音域、增加堆字、巧用休止顿逗等手法，最终创作出行腔装饰细致、旋律时断时连的韵味浓郁的金派唱腔。她的“金派梳妆台”曾经使得多少粉丝魂牵梦绕，几乎到了“金梳妆”一响、万人驻足听的程度。
“梳妆台”是扬剧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曲牌，这个曲牌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表现所有的情绪和内容，激动、欢乐、悲痛、伤感、气愤、迷惘，无所不能，几乎成了狗皮膏药，到处都能用。《梁祝》一剧中，同是梁山伯的“梳妆台”，“十八相送”中唱得欢快流畅、生趣盎然，“山伯临终”时则唱得气息奄奄、肝肠寸断。这在中国戏曲中是个极为特殊的例子。金运贵最拿手的就是“金派梳妆台”，《珍珠塔后见姑》中“三年前”成为扬剧的代表作。
金派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善于运用“堆字”，这也是扬剧一个非常独特的艺术手法。一般的曲牌，每一句的字数都是确定的，就 像诗词格律一样。所谓“堆字”，就是在规定的板式中，突破原来唱词字数的限制，唱出更多的词。其它剧种中也有类似手法，但扬剧的堆字，却是大量加字，加得人目瞪口呆。传统的梳妆台唱腔为三眼板四句头结构，犹如文学中的起承转合，填写七字或十字的唱词，四句共唱出28字或者40字。金运贵颠峰时期的“金梳妆”一句即可唱出三十多字，且咬字清晰，喷口力度强，字字清楚，一泻千里，听来酣畅淋漓。《二度梅撕婚书》“只见她全家人”一段，在第二句和第八句中均堆唱了32字，四句竟堆唱了近90个字，整个旋律张驰有度，松紧得当，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人物情急伤痛的感情。
金运贵祖籍湖北黄陂，出生和成名在上海，她曾经学过京剧和宁波甬剧，在唱腔说白中创造性地引入“湖广音、中州韵”，与纯粹的扬州方言比别具韵味。
建国后，金运贵加入镇江扬剧团，成为扬剧的又一旗帜性人物，在艺术上与江对岸的扬州扬剧隔江对峙。她在发扬金派生角艺术的基础上，调教出筱荣贵的金派旦角艺术，形成一个横跨生旦两行的金派艺术群体，这在整个戏曲界是个极为特殊的现象。
金运贵在艺术上如此辉煌，但其一生经历却是极为惨痛，一个女人所能遭受到的所有伤害和屈辱，她都经历了。这些惨痛的经历，使她心理上产生了“变态”，一心想作男人，她在戏中演男角，戏外则以男装行于世，终其一生。她严厉要求别人称她为“金先生”，要求小孩叫她“金爹爹”、“金爷（ya)叔”（上海话，念“牙叔”），都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金运贵生于上海，16岁时因欠债嫁给一位张姓警察。此人属于地痞流氓一类的人物，而且是个严重的虐待狂。金运贵在残酷的打骂中度过了5年的血泪时光，身上到处伤痕累累，数次寻死未遂。在此期间，为了自立，
也是因为喜欢扬剧，她开始学戏，并小有名气，取艺名“新善贞”。后丈夫病死，作为年轻貌美的寡妇，她倍受欺凌。因生计所迫，去福建改唱京剧，期间相依为命的小孩病死，金运贵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后经好友介绍，金运贵加入新新剧社，年青的剧社王老板对其关怀备至，正当金运贵倍受感动而准备托付终生时，却发现王老板其实是个更为阴险恶毒的伪君子，甚至要把她献给侦缉队长当姨太太。金运贵严词拒绝，王老板竟策划用硝镪水对她毁容，金运贵万念俱灰，在友人帮助下逃离上海，来到南京。在南京期间，金运贵再度遭到班主顾老板的无礼纠缠，无奈之下，金运贵只得再次返回上海。生性倔强的金运贵，认定男人是可恶的，是不可依靠的，从此她改着男装，处处以男人面目行事，以男人姿态来保护自己。时年24岁的她重返上海扬剧舞台，改名金运贵，以《珍珠塔》一炮而红。
世界上的事情复杂得很。金运贵吃够男人的苦，认为男人是女人的大敌，她一生都和男人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但她自己偏偏要做个男人，她想以男人的姿态保护自己。但是，事与愿违。戏里戏外皆男人的金运贵又遇到另一种烦恼——上海滩的那些无聊的姨太太开始为她争风吃醋，一些小报接二连三登出诸如“阴阳集一身，异人金运贵”之类的花边新闻。她被迫与那些姨太太的交往也引起权势人物的猜忌，心力交瘁的金运贵在30岁时不得不退出艺坛。十年后，因生计所迫，金运贵再度登台。经过十年的潜心研究，她的艺术功力大为长进，演出轰动上海。
此时的金运贵，变得孤独、高傲、冷僻，甚至不近人情。实际是她用冷漠、敌视和狂傲铸成厚厚的装甲，躲在里面窥探别人，企图保护好自己。她的独特的艺术成就，她的独特的个性，她的独特的女扮男装，使她一直无法摆脱被人议论、诬蔑、甚至打击的命运。
她与上海滩三大流氓之一张啸林的七姨太张太太成为好友，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密友。1946年心灰意冷的金运贵再次退出艺坛，与张太太居住在一起，并举办过非正式的结婚仪式（此时张啸林已经作为汉奸被处死）。一直到死，金运贵仍然保持着与张太太的好友关系。1984年曾有人去上海拜望年近八旬的张太太，张太太指着一张红漆雕花的大床说：“当年，运贵就睡在这张床上，我睡在另一张小床上，这大床，我一直让它空着……”。
解放后，金运贵艺事大进，最终落户镇江。她曾经创记录地在南京演出一年多，场场爆满。这段时间是她一生中最惬意的时刻，她从高傲、冷僻变得热情、爽朗。然而好景不长，文革的厄运降临了，她成为镇江文艺界的反党分子代表，解放前所有的惨痛经历被全部翻出来作为罪证，一遍一遍地在光天化日之下重复。她被剃光头、涂墨汁、挂牌子，游街批斗，拳打脚踢，残酷的迫害使她的精神和肉体遭到严重损害。
很多人都记得文革中落难的金运贵，苍老憔悴，在雪地上一步一滑地逢人便说：“我是好人！我不是坏人！我的的确确是好人啊……”说的听的全都声泪俱下。她经常象孤魂野鬼似的踽踽独行，喃喃自语，“我是好人，我不是坏人”，她已经几近神经质。
金运贵的确害怕了，旧社会受难时，她至少还能唱戏，还有观众的同情和帮助。可在文化大革命中，扬剧被禁绝，在所有人眼中，包括她倾心传授的学员眼中，她成了十恶不赦、声明扫地的坏人，她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1970年元旦清晨，金运贵凄然离世，她的桌子上有一封没有写完的信，枕头上是大片的血迹，她死于胃出血。
年青时的金运贵多次吞食大量鸦片、红火柴自杀未遂，留下胃出血的病根。
1959年，时年52岁的金运贵在淮阴演出时胃部大出血昏倒在舞台上，镇江市长亲自下令紧急抢救。
1970年，一个新年夜，金运贵在胃出血中凄凉离世，带着无尽的倔强和困惑。一切都过去了，功劳，苦劳，皆徒劳。如今成了罪人，死也许是最好的解脱。
她经历了女人所有的苦难，此时的她，不知是否真的参透了“男人”的含义。装扮成男人是无法保护她的，无论是在旧社会，还是在新社会。她临死前吐出的那口血，是凄苦，是愤懑，也许更是顿悟——戏里戏外皆男人，皆徒劳。
行文至此，泪下，不忍续笔。
(责任编辑：水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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